周保巍读《休谟书信集》｜书为心画

《休谟书信集》，[英]大卫休谟著，周保巍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5年12月出版，570页，87.50元

一

在《人性论》中，休谟曾这样写道：“我接到一封信，打开以后，由其笔迹和签名得悉这封信是由一位友人寄来的，友人说他现在正处在六百里格之外。显然，我若不在心中展现出使我们相隔的整个海洋和大陆，并依照我的记忆和观察假设驿站和渡船的作用都继续存在：那么我便不能依照我在其他例子中所得到的经验来说明这个现象。”虽然这段话原本旨在阐发一条认识论原理——也即要想说明并理解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我们必须假定处于感官之外的一些外部对象的持续存在，但值得注意的是，休谟这段信手拈来的“就近取譬”之语似乎也表明：撰写并收阅书信，甚至是那些跋山涉水、飞越海陆而来的书信，已成为像休谟这样的启蒙文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才将十八世纪称为一个“书信的时代”。于是，我们看到，在整个“长十八世纪”，几乎所有的启蒙文人都积极投身书信写作——比如终其一生，贺拉斯沃波尔（Horace Walpole）大约写了七千多封信，伏尔泰大约写了四万多封信，而杰斐逊的书信写作量更是惊人，总数大概在五万至七万五千封之间。正是十八世纪这种大范围、高频次的书信往还进一步夯实和拓展了伏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所描绘的现代早期的“文人（书信）共和国”：“此一时期，哲学家之间的书信往来空前频繁（universal correspondence）……即便在战乱频仍与宗教扰攘并存的情况下，欧洲仍逐渐形成一个无形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各学派中的真正学者不断强化这一遍布全球、各自独立却又紧密相连的智识群体之间的联系。此种跨国学术交流持续至今，并成为抵御权力野心与政治纷争所带来祸患的最为重要的一种精神慰藉。”

于是，随着“文人共和国”的日渐繁盛，在整个十八世纪，不仅涌现出许多像蒙塔古夫人、切斯特菲尔德勋爵、贺拉斯沃波尔这样以高超的“书信艺术”著称于世的文章圣手，而且书信还走出高门深宅的私密空间，委身于喧闹煊赫的公共领域，并一跃而成为深受时人喜爱并广为流行的一种独特的文体样式和文学门类，而涵泳和受教于其间的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卢梭、席勒等启蒙文人也在不知不觉间成长为这种“先锋文体”的大宗师。以卢梭为例，在其写作生涯的巅峰时期，他不仅撰写了诸如《致达朗贝尔论戏剧的信》《致博蒙书》《山中来信》这类讨论政治、戏剧、宗教等广泛议题的公开信，而且还创作了一部举世闻名的书信体小说《朱莉或爱洛绮丝》（其副标题即为“生活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对恋人的书信”）。虽然休谟书信的写作量和存世量并不像伏尔泰、杰斐逊那般惊人，虽然休谟并没有像卢梭、席勒那样积极投身书信文体的先锋实验，但毋庸置疑的是，与同时代将写信视为畏途、拖延成习的斯密或将写信视为负累、总是潦草从事的康德相比，休谟不仅乐于写信，而且善于写信，即便毫无事前的运思和筹划，他顷刻间便可草就一封文辞清通、意味隽永、妙趣横生之信。在给其经年挚友缪尔男爵的一封信中，休谟就以其惯有的生动、亲昵、揶揄和意趣盎然的笔调为我们神灵活现地再现了其写信时的惯有场景：

在头脑中尚未形成任何可以博汝莞尔一笑的主题和想法之前，我便执笔蘸墨，坐下来给您写信。我对自己的写作才能向来颇为自许，它总能在紧要关头让我才思泉涌。但现在，我即便是抓破脑袋也写不出任何东西，于是，我气愤地将鹅毛笔扔了出去。哎呀！你这愚钝的家伙，难道你准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弃我而去吗？难道你竟是这样一位虚心假意的朋友，以至于在我向忠实的缪尔先生表达友情的时候，你的内心反而充满了反感和不悦？缪尔先生就是因为太了解你了，所以才不会任你摆布，也不会在你不情不愿的情况下将你握在手中。而我呢？一个可怜的家伙，却对你寄予了百分之百的信任，以至于摒弃了刀剑、法衣、道袍和礼服（the Sword， the Gown， the Cassock， & the Toilette），而将谋取功名利禄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所以，快滚开吧！从哪里来就滚回哪里去！回到鹅的身边，你对她或许还有点用处，使她凌空翱翔、飞跃关山。天哪！当脱离她的羽翼，进入我的手中，难道你就水土不服，不能向我提供同样的服务，为我沉重的想象力插上翅膀，助其自由飞翔？

当我正在对它口诛笔伐的时候，那支鹅毛笔腾地鹤立起来，自置于我的指间，并笔走龙蛇，向您讲述我的近况，向您倾诉我所蒙受的不公，并希望您能从中周旋，从而将这对老友之间的杯葛化解。

而颇为有趣的是，休谟写信时这种如风行水上的毫无窒碍、一挥而就之感，与他的“冤家对头”卢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忏悔录》中，卢梭曾不无苦恼地写道：“即便是写信讨论微不足道的琐屑之事，也会耗费我大量的时间和心神，让我疲惫不堪。如果想连续写下脑海中所浮现的想法，我既无法开始，也无法结束。我的信是一长串混乱的句子，几乎让人难以卒读。”正是这份下笔千言的纵横才气——“我不会再另起一页，以免我忍不住要给您写上八页”，“我写的信已冗长的如同一篇论文了，由于害怕将其写成一本专著，我将就此打住”，不仅让休谟省却了卢梭式的苦恼，而且也让他得以从容优裕地漫步于文字丛林，为我们采撷并编织出一封封浑然天成、文思沛然之信，为我们留下了一份份精彩纷呈、自成高格的“文字奇功”，并在后世引发连绵不绝的回响。

休谟

二

1764年9月22日，一时风头无两，深受巴黎哲人和名媛贵妇喜爱和推崇的休谟不无得意地致信友人道：“在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从彼得堡到里斯本，从卑尔根到那不勒斯，凡听闻过我名字的，无不对我的道德文章推崇备至。”或许正是在欧洲文学界的这种崇高地位，让休谟成为十八世纪“文人共和国”书信网络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核心枢纽。从休谟现存的书信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不仅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头面人物哈奇森、凯姆斯勋爵、斯密、罗伯逊、弗格森、布莱尔等人飞鸿不断，而且还与法国启蒙运动的悍将孟德斯鸠、杜尔阁、卢梭、马尔泽尔布、莫尔莱，英格兰启蒙运动的各色人物如吉本、沃波尔、约翰威尔克斯、谢尔本勋爵、史翠寒，以及远在美洲的富兰克林等人保持着广泛的交往和书信联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某种意义上，出入于爱丁堡、伦敦和巴黎上流社交圈的“好人大卫”，实际上扮演着某种“亲善大使”的角色，成为联结和沟通苏格兰、法国、英格兰和美国等诸种启蒙运动的重要桥梁。例如，休谟不仅通过书信与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政治经济学家孟德斯鸠、莫尔莱、杜尔阁、塔克（Josiah Tucker）、奥斯瓦德（James Oswald）、斯密、富兰克林等人探讨税制、公债、纸币信用、贸易猜忌、“穷国—富国之争”等广泛的经济议题，而且还设法居中斡旋，让他们相互之间建立直接的通信联系，以便就相关议题作进一步的切磋交流，从而为现代早期“政治经济学”的奠基、形塑和传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将休谟一直不厌其烦地强调的“自我认同”——一个“文人”（man of letters），理解为一个善于写信，也重视写信之人，一个掌握了“文人共和国”通关密码之人。

确实，休谟不仅自己勤于写信，而且还经常鼓动、引诱、敦促，甚至乞请朋友们经常给他写信，于是，我们在休谟的书信中常常看到这样的语句：“请尽快给我写信”，“恳请您有暇时给我写信”，“恳请您继续与我通信并保持友谊”，“恳请您尽早给我回信”。休谟既不吝于表达其对于勤勉守时的通信人的赞许，表达对于收到他们来信时的那份欣悦、快慰甚至感激，也不惮于径直表露对于那些怠于写信、疏于音问者的不悦、抱怨、抗议乃至威胁：“非常不幸的是，我已经有超过一年半的时间没有收到您的来信了”，“我可以像您一样疏于写信，即使写信，也可以像您一样只写上只言片语”，“请告诉弗兰克，他是一位糟糕的通信人，而他作为一个糟糕的通信人的唯一方式就是保持沉默”，“请告诉达朗贝尔，如果不是像他一样疏于写信，我自然会费心地维持我们之间的音讯往来，不至于哪一天会突然中断”，“如果您不在一年之内给我回信，我发誓，至少在收到您下一封信之后的半年内，我也不会给您回信”。而作为一名优秀的通信人，休谟总是会为自己疏于写信而“深感愧疚”，总是对通信的中断“倍感遗憾”，总是会忍不住给朋友写信——“我发现您不愿再听到与我有关的任何消息……但我还是忍不住给您写信”，“我和您一样怠于写信，但我对您的记挂促使我拿起笔”。不仅如此，每当通信因某种原因陷入僵局之时，休谟也总是那个率先打破沉默之人：“我一直渴盼收到您的来信，并聆听您对英国政治的高见，这可是临行之际您对我的允诺。也许您也一直渴望收到我的信。因而，尽管我们都拉好了架势，蓄势待发，但谁也不愿写第一封信。我现在率先来打破这个僵局，如果我们的通信（commerce of letters）仍无法继续，那就是您不对了。”休谟一直将写信视为“清明理性最为称许的一项活动”，是各种人生境遇下所能发现的“最大的享受”：写信不仅可以获取资讯、慰藉情感、切磋学术，还可以“改善文风”，可以“展现发明创造之才”。但需要强调的是，在休谟乃至整个苏格兰启蒙运动那里，书信的价值和意义绝不仅限于此，它还有着更为重要、更为丰富的道德和文明意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整个苏格兰启蒙运动为之奋斗和辩护的“商业社会”（commercial society）和“商业社交性”（commercial sociability）的一个符号，一个隐喻，一个象征，一个具体而微的缩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休谟才将怠于写信视之为一种“恶”。

自二十世纪下半叶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复兴以来，像波考克、尼古拉斯菲利普森（Nicholas Phillipson）这样的第一流思想史家一直都强调“商业社交性”在休谟、斯密以及苏格兰启蒙思想中的核心地位。那究竟什么是“商业社交性”呢？在其千古名文《论奢侈》（又名《论技艺的精进》）中，休谟对于这种“商业社交性”有着极为精彩的描述和阐发：

各种门类的技艺越是发达，人们就越喜好交际。当人们掌握了丰富的学识和谈资时，要想让他们满足于过一种离群索居的隐士生活，或者以疏亲淡友的方式——那是蒙昧无知的化外之邦才有的异国情调——来和自己的同胞相处，那也是不可能的。人们纷纷涌进城市，热衷于接受和交流知识，展示他们的才智和教养，表现他们在言谈举止、生活方式以及家具服饰方面的品位。智者受到好奇心的驱使，愚者受到虚荣心的引诱，而所有的人都受到快乐的感召。到处都建立了形形色色的社团和俱乐部，男男女女们以轻松友善的方式欢聚一堂，于是，人们的性格和举止立刻就变得温文尔雅起来。由于养成了彼此倾心交谈、热情款待的习惯，人们不但增长了知识、提高了文化修养，而且还必然会感受到人性（humanity）的提升和完善。

如果说语言的边界标识着社会和思想的边界，而语言的变迁也昭示着社会和思想的变迁，那么，最能反映“商业社会”的兴起以及为之辩护的“商业社交性”哲学的，便是充斥于《人性论》《道德、政治与文学随笔》《道德情操论》《国富论》等苏格兰启蒙经典著作中的commerce及其近义词exchange，communication，intercourse，correspondence，discourse，conversation。在这种哲学中，作为根源性母体概念的“commerce”，远非仅仅意指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而是像其拉丁词源commercium一样，涵盖了更为广泛而丰富的意涵，也即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社会联系、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从最为形而下的男女之间的交媾，到最为形而上的人际之间的观念、情感和意见上的交流和沟通。这就意味着，休谟、斯密等苏格兰启蒙哲人所提出的“商业社交性”哲学，是一种旨在捍卫所有形式和所有层次的“人类交往”（commerce of mankind）的哲学，是一种强调沟通、交际、交流的哲学，是一种强调商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人际交往和人际互动的频繁及其人道化、文明化效果的哲学。而休谟的各种著述正是为这种“商业社交性”哲学提供诠释和辩护的最高典范：在休谟那里，如果没有心灵中各种观念和印象之间稳定的、规律性的联结和沟通，就不会产生因果认知和因果理解；如果没有个人和国家之间商品、劳动和服务的自由交换和自由流通，就不会有分工、合作和遍及下层民众的普遍富裕；同样，如果没有广泛的社会交往，没有社会场域中频繁发生的“同情”——也即各种观点、情感、意见和判断之间的相互交流、彼此应和与同感共鸣，就无法习得“正义”之德，就无法形成普遍的道德判断和道德尺度。故而可以说，在这种哲学中，“良善生活”（good life）的源头不在于战场上的杀伐决断，而在于市场上的说服协商，不在于广场或议事大厅里的政治演讲，而在于社团、沙龙或俱乐部里的社交谈话，就像休谟所特意指出的那样：“我们愉快的谈话，比正式的学院论证更能启迪真正的智慧。我们亲密友善的交往，比政治家和自诩的爱国者们空洞的辩论，更能展现真正的美德。”因为，在休谟、斯密等苏格兰启蒙哲人看来，正是在以“谈话”（conversation）为中心的社会互动和社会交往中，通过“同情”（sympathy），通过观点、情感和意见的频繁交流，我们学会了“设身处地”，学会了以“他者”的眼光来审视和评判自己——诚如苏格兰启蒙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所祈祷的那样，“愿上天赐予我们一种天赋，让我们能像别人审视我们那样去审视自己！”，从而逐渐习得一种公正无偏的旁观者视角，学会“自制”，学会“道德敏感性”，学会对他人的“体谅”和“宽纵”，学会行为和情感表达方面的“文明”（politeness）和“得体”（propriety）。

或许，只有站在这种“商业社交性”哲学的视角和高度，我们才能充分明了休谟所赋予“通信”的道德、文明意涵及其历史象征意义。因为在休谟这里，“通信”（correspondence）——休谟也称之为“commerce of letters”，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交往（social commerce）和社会谈话（social conversation），譬如十八世纪的书信艺术大家沃波尔就将书信视为一种“即席的纸上谈话”（extempore conversation upon paper），而休谟也将书信视为一种“笔谈”（address by letters）。故而，在这个意义上，通信不仅是可见的、物质意义上的书信往还，其背后更是斯密所说的那种“情感和意见的交流与共鸣”（correspondence of sentiments and opinions）。正是通过“通信”，人们得以打破地理和空间上的障碍和束缚，得以与他人建立广泛的联结和互动，得以突破孤立的“自我”精神上的褊狭和闭锁，得以打破彼此隔绝、相互猜忌、以邻为壑的原子化的、碎片化的生存方式。化用亚当斯密形象而富有诗意的说法，我们或许可以说：一封坦诚友好之信，就仿佛是一个诚挚而好客的邀请，它表明：写信人愿意信任我们，愿意“向我们敞开心扉”，愿意“邀请我们进入他的内心深处”——否则，我们所面对的必然是每个人胸前那堵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无形高墙，那层将其内心包裹得密不透风的深重晦暗，从而使我们有机会成为“他胸中的那个人”，在情感和意见的“自由交流”和“彼此应和”中见其所见、感其所感、思其所思，并在此过程中用一种感觉去验证另一种感觉，用一种情感去权衡另一种情感，用一种判断去匡扶另一种判断，用一个心灵去映照另一个心灵。在这个意义上，“通信”本身就是一种完美的同情实践，是培养道德想象力的有力工具，是实现相互启蒙和教化的有效手段。而更具象征和启示意义的是，“通信”本身的流通性、开放性、交互性和对话性不仅预设了像休谟这样的一颗开放、坦诚、乐于交流、富于联结的启蒙心灵（open,  frank, communicative, associative, enlightened mind）的历史性出场，而且也昭示了“商业社会”的形成，以及人类生活从封闭的、内向型的宫廷、城堡、军营、修道院和书斋向开放的、外向型的市场、交易所、沙龙、俱乐部和咖啡馆的漫长历史转型。

三

休谟曾指出，“谈话和著作都是心灵的一个抄本”。但我们不妨进一步说，那些不以出版为鹄的，而是以“散郁陶，托风采”为职事，以“条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为要旨，实乃“心声之献酬”的私人书札，更是心灵的抄本，因为恰如中国西汉的杨雄所言，“书为心画”。无独有偶，在给斯雷尔夫人的信中，素有十八世纪英国文坛祭酒之称的大文豪塞缪尔约翰逊也曾这样写道：“夫人，你是知道的，在一个男人的书信中，他的灵魂是赤裸的。他的书信就是他的胸怀唯一的镜子。无论他的内心在想什么，都会毫不掩饰、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没有什么事是本末倒置的，没有什么是受到曲解的。你可以从要素中看到系统，也可以从动机中发现行为。”在这个意义上，休谟本打算全部销毁的私人书札，无论篇幅是长还是短，也无论主题是高贵还是凡俗，都不仅仅只具有传记意义，都不仅仅是一份人事档案，而是一份心灵独白、一部精神自传。它就像一面精纯无垢、法力无边的魔镜，能一览无余地映照出休谟最真实、最丰富、最多重的心灵和人格面相，一如卢卡斯所精准捕捉到的那样：

哲学家常常是离群索居的，有时是因为他们不谙世故，难以应付世界；有时因为他们超凡脱俗，遗弃了世界；有时是因为他们羞怯，从而隐匿于世界。但在我看来，休谟是较为健康而可取的，能在抽象玄思和实践活动中保持一种平衡……休谟爱开玩笑，也喜欢那些聪明可人的女性和丰盛的大餐，并且可以迅速而成功地胜任军旅和外交生涯。他比洛克更快乐谐趣，比贝克莱更谙于世故。除了英格兰人难以根除的傲慢和卢梭难以理解的狂怒，休谟少被困扰。作为一个智识上的怀疑论者，好人大卫（le bon David）过着伊壁鸠鲁式的生活，而直面死亡时，颇令论敌失望的是，他像一个斯多噶主义者那样无畏无惧，尽管常有大多数斯多噶主义者所缺乏的那份幽默和人道。

由此看来，休谟的遗嘱执行人没有遵照其命令将他的书信全部付之一炬实乃幸事。在评价狄德罗时，马蒙泰尔曾指出，凡是没领略过狄德罗谈话之魅力而仅仅通过其作品了解他的人，根本就不算了解他。我们或许可以化用马蒙泰尔的说法：凡是没领略过休谟书信之魅力而仅仅通过其作品了解他的人，根本就不算了解他。因为在我看来，凡是饱尝过休谟书信艺术之人，都不难认同另一位英国大哲弗朗西斯培根的如下判断和赞词：“照我看来，贤明的人所写的书信是所有文字中最好的。因为它们比起演讲或公开演说来更加自然，比起相互讨论和即席演说来更加缜密。对于那些实际从事某些工作或与某些行业有关的人写作的书信，比起其他著作在历史方面能够给予人最好的指导，对于勤奋的读者它们本身又是最好的历史。”如果说阅读一部名人传记，就等于上了一所优秀的学校，那么，阅读像休谟这样的贤哲的私人书札，就像是进了一所伟大的私塾。首先，从休谟的书信中，我们可以获得丰富的人生启迪和人生智慧：看他如何精明而节俭地持家，看他如何清醒而节制地处理自己的情感生活，看他如何勇敢而审慎地经营自己的文学生涯，看他如何巧妙地平衡“沉思的生活”和“行动的生活”，看他如何从容地优游于爱丁堡、伦敦和巴黎的社交界并与各色人物周旋，看他如何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矢志不渝地坚守“独立和自由”这一最高的生活原则。其次，从休谟的书信中，我们还可以管窥到他那处变不惊、逍遥闲适、幽默欢快的性情，他那洞彻万物、映照天地的仁善而博大的胸怀；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从休谟的书信中，我们还可以见证到其作为第一流“人性解剖学家”的伟大头脑——那颗时刻处于高速运转中、永不倦怠的善于观察、善于发现、善于比较、善于分析、善于论断的锐利头脑，以及其作为第一流社会科学家的那种卓越的判断力和惊人的预见力。关于最后一点，请容我权举两例。

其一是休谟曾准确地预见到美国的最终独立。在临终前，对于当时正闹得沸反盈天的美洲事变，休谟给出了自己富于远见卓识的观察和判断。一方面，休谟以历史学家所特有的敏锐，见微知著，从当时英国大臣们的文恬武嬉之状成功地预见到了第一帝国即将解体的命运。在1776年5月前往巴斯疗养途中，当看到以海军大臣桑威奇勋爵为首的一众高官在一群风尘女子的陪同下正以捕鳟鱼为乐时，休谟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就我贫乏的或渊博的历史知识而言，我还不记得有这方面的任何先例……在大英帝国命悬一线、生死攸关的时刻，作为海军部的第一大臣（在海军部，他向来拥有说一不二的权威），他是如此的优游逍遥，如此的气定神闲，如此的心不在焉，如此的散漫无归，以至于在一年之中的关键时节，在一个距其办公地点60英里的地方以捕鱼为乐！仅凭这一事实就足以判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另一方面，休谟还从道义和现实的角度论证了美国独立的正当性和必然性。就道义层面而言，休谟指出：“就原则而言，我是站在美洲这一边的，并且我希望我们能让他们自行其是，按照他们自认为合适的方式治理或治理不善。”因为就像休谟所形象地比喻的那样，“国家与个人一样，所处的年龄段不同，所需要的管治之道也迥然有别”。如果说，此前的美洲还处于童稚状态，尚需要母国的强力管束，那么现在美洲已经长大成人，从而也获得了自立门户的正当权利。而就现实层面而言，对于那些鼓吹用武力征服美洲以捍卫帝国尊严的所谓的爱国者，休谟则目光如炬地指出，即便武力征服侥幸获得成功，像英国这样的一个有限政府也难以承受“远距离统治”所带来的巨大的宪制难题和财政重负：

在征服他们之后，我们将如何去统治他们？专制政府可以将其压迫之手伸向天涯海角，但一个有限政府，即便没有招致反感，也绝不可能在远方维持其长期统治，更不用说在那些已经产生了如此强烈敌意的地方。因此，为了维持我们的统治，我们必然要取消所有的特许状，废除殖民地的每一种民主权力，废止《人身保护法》，并授予每个总督以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或专断的权力，同时，还必须罚没所有大种植园主的地产，并绞死殖民地四分之三的教士。而要执行这些致命的、暴烈的法令，两万人是远不够的，而在这样一个广袤无垠、孤悬海外的地方，即便是三万人也不足以执行这些法令。但是，由谁来供养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呢？无论在什么时候，殖民地人民都无力承担，而在将他们盘剥至民不聊生、哀鸿遍野之后，更是无力承担。在这种不堪重负的，或者说在这种彻底崩溃的财政状况下，我们不应该，实际上也没有能力来承担这笔费用。因此，让我们抛开所有的怒气，握手言和，并友好地分手。如果仍然怒气难平，我们只能谴责自己过去的愚蠢。

其二是休谟甚至精准地预见到了“东升西降”的长期趋势以及“中国崛起”。针对当时如塔克、奥斯瓦德等一批政治经济学家所作出的“富国将永远领先于穷国”，而世界上某个商业最发达国家终将“吸聚所有的工业和艺术”的断言，休谟雄辩地指出：“由一个国家独占财富，这绝非天意之旨。所有物体——无论是自然体，还是人工体——的生长，都会因规模庞大这一内因而止步不前。伟大的帝国，巨大的城市，庞大的商业，所有这些都会受到其自身的制约，这不是出于偶然，而是出于一种必然的法则。”在休谟看来，虽然发达的商业国具有雄厚的资本等诸多优势，但穷国所具有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也足以弥补它们的这些劣势和不足，从而诱发工业资本的全球流动以及财富的均平化：“制造商们不断辗转迁徙，一次又一次离开那些他们已经使之富裕起来的国家和省份，只要哪里有廉价的食物和劳动力，他们就飞向哪里，直到他们使这些地方也变得富庶起来，于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又开始了新的迁徙。”不仅如此，休谟甚至还天才地预见了这样一种可能的经济图景：“对于商贸往来而言，与中国距离遥远是一种自然障碍，这不仅使我们之间的商贸关系只限于少数几宗商品，而且使这少数几宗商品的价格畸高，由于需要长途贩运，也由于垄断和关税。一个中国人每天的工资只有三点五便士，而且非常勤勉。假如他们离我们就像法国人和西班牙人那么近，那么，我们所使用的每件物品都会是‘中国造’（every thing we use would be Chinese），直至货币和价格达到同一个水平。”考虑到交通技术变革所带来的空间压缩效应以及远程运费的大幅下降，我们似乎可以将休谟的这段话视为“中国崛起”的某种神奇预言。不仅如此，考虑到曾经的“山巅之国”美国如今所面临的种种困局，休谟的另一段话似乎也具有了某种神谕般的启示意义：“人类的天性中似乎真有一种不可战胜的本能来阻止财富的巨大积聚……一个大国会把蓄积的财富消耗于凶险而又不得人心的图谋方面，而且很可能因此而毁灭一切更有价值的东西——工业、道德乃至本国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流动资金积聚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致把盛钱的容器都胀坏了。于是这些钱便同周围环境发生混合，并迅速下落到应有的均衡水准。”

在评价休谟的好友兼通信人贺拉斯沃波尔的书信人生时，弗吉尼亚伍尔夫写道：“在当今时代，能够见证一个完整人格的充分展现实属难得——贺拉斯沃波尔便是这样一位卓然不凡的人物……其漫长的一生宛如一片广袤的湖面，映照出居所、友人、战争、鼻烟壶、革命与哈巴狗等纷繁意象，伟大与渺小在此交织并存，而其背后，则是一片宁静高远的苍穹……无论他人如何湮没于历史长河，贺拉斯沃波尔终将不朽。”我们似乎同样可以说，纵然休谟的《人性论》《英国史》等经典著作在历史长河中因某种偶然湮没无存，他也必将因这些书信文字而永垂不朽。

（本文为周保巍为《休谟书信集》撰写的编译前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删去注释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