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丰碑——出土文献所见西域史地》，荣新江著，中华书局，2025年6月出版，528页，168.00元
北京大学有悠久的西域研究传统，早在民国初年，中西交通史就成为当时北大的重要课程之一。“开创中国中西交通史的三大家”冯承钧（1887-1946）先生、向达（1900-1966）先生和张星烺（1881-1951）先生都先后在北大讲授中西交通史，他们对西域南海史地都有很专深的研究，逐渐形成了北大西域南海史地研究的传统。大体同时的还有黄文弼（1893-1966）先生，他因参加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所取得的成绩而蜚声学界，最终成为我国“新疆考古第一人”。继之有从德国留学归来的专攻梵语和吐火罗语的季羡林（1916-2009）先生加盟北大，使北大又逐渐成为国内西域语言研究的中心。建国初期高校院系调整后，周一良（1913-2001）先生也加盟到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队伍中，他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影响甚大。稍后，张广达（1931年生）先生等新中国培养的一批优秀人才使北大西域史地的研究更进一步。改革开放后，北大的西域研究逐渐呈现历史与语言相结合的趋势，逐渐呈现历史与考古相结合的趋势，逐渐呈现与敦煌吐鲁番学相结合的趋势。
荣新江先生是改革开放后北大培养的新一代西域研究的代表性学者之一，因而他的西域史研究兼具上述特点。他最近出版的新著《大漠丰碑——出土文献所见西域史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丛刊》之一种），是他长期以来西域史论述的集中呈现，其中最早的研究《小月氏考》定稿于1986年，最晚的论文发表于2023年，因此研究的时间跨度长达三十多年，其西域史研究的韧性与厚积薄发可见一斑。事实上，只要浏览一下《大漠丰碑》三编的名字“西域历史与民族变迁”“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和“漠北民族与高昌回鹘”，即可知，本书所论范围远远超出了西域史地的范畴，但书名仍以“西域史地”为关键词，我推测，这是意在致敬北大先辈，隐含不忘传统、不忘初心、不忘来时路的寓意。因为北大前辈学者多有以“西域史地”或“西域南海史地”为书名的习惯，如冯承钧先生有《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黄文弼先生有《西北史地论丛》，马雍（1931-1985）先生有《西域史地文物丛考》，张广达先生有《西域史地丛稿初编》等。这里之所以也列入马雍先生，是因为马先生也出自北大，与张广达先生是历史系前后级同学。而且改革开放后，受邓广铭先生的延请，马先生也一度在北大授课。因此，这种书名习惯的背后，其实隐含了北大西域南海研究的一种传统。
《大漠丰碑》一以贯之地展现了荣新江先生的学术抱负与学术志向、治学理念与治学方法，即在“贯通”思想的引领下，以知识创新为己任，以立足世界学术前沿为目标；微观入手，宏观叙事，见微知著，以芥子见须弥，达到了“毫端尽精微，胸中有世界”的境界（参姚崇新：《毫端尽精微 胸中有世界——〈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评介》，《西域研究》2023年第4期）。但从北京大学的学术传统的角度看，我更想表达这样一层意思，即《大漠丰碑》是北大西域研究传统的传承与创新，这从以下几个方面即略可感知。
西域史书写观念的更新
荣新江先生在《大漠丰碑》的自序中说，“传统史学对于西域史的研究，基本材料都出自传世的汉文史料，因此脱离不了‘中原王朝经营史’的窠臼”（序，第2页）。这其实是西域史书写观念的更新。
事实证明，如果观念不更新，即便有西域史研究的新材料，仍然不会被充分重视，也不会被充分利用，研究因而仍然不会有大的突破和进步，有学者至今仍然抱持以传世汉文史料研究西域史的做法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因此，观念的更新对西域史研究的意义十分重大，它关乎西域史研究视野的拓宽、议题的拓展、对丰富的西域历史文化内涵的全面揭示以及对西域内外族群交流互动的深入考察等。这一观念的更新，从荣新江先生的业师张广达先生就开始了，而荣先生更将其发扬光大。他在《大漠丰碑》自序中进一步明确了自己书写西域史所秉持的观念，“我秉持着‘用当地的史料研究西域的历史’，‘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材料研究该民族的历史’的观念，希望利用新出土的文献材料来书写西域历史的新篇章”（序，第2页）。
“用当地的史料研究西域的历史”的愿景，可以理解为，研究既涉及西域历史本身，也包括西域与其他区域的交流交往史，因为西域当地的史料记载的不仅仅是与中原王朝的交往；“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材料研究该民族的历史”的愿景，可以理解为，研究不仅仅涉及古代西域民族的历史，还涉及西域各民族之间，以及西域民族与西域以外民族之间交流交往的历史，因为西域某民族的语言文字资料记载的不仅仅是西域该民族的历史信息。
有了这样的新观念，使荣新江先生的西域史研究注重长时段和整体性，而整体性的把握，则从个案或微观研究入手，如对西域诸族群的系列探讨即是其例，从而呈现出荣先生西域史研究的总体思路。这一总体思路颇有年鉴学派的特色。这一总体思路，他在自序中有所流露：“从汉到唐，西域主要是多个绿洲王国并存的政治体制，但从840年回鹘西迁后，天山南北的形势发生转变，西域原有的一些国家、民族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西州回鹘、喀拉汗王朝，于是逐渐改变了西域地区的原本政治格局，民族构成、宗教信仰也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对于西域历史上这场可以称之为‘唐宋变革’的历史进程抱有很大兴趣，所以想一个部族一个部族的研究，特别是唐宋之际出现在西域、河西地区的一些小部族，希望能调理清楚他们的来龙去脉，最后再总体讨论西域地区的整体变化。于是我撰写了有关小月氏、铁勒、龙家、通颊、甘州回鹘、西州回鹘等部族的考证性文章。”（序，第1-2页）先撰写“考证性文章”，再讨论“整体变化”，正是注重长时段和整体性的具体体现。
具体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
荣新江先生治西域史的理念与方法深受张广达先生的影响。张先生的这些理念与方法包括考据与义理的交互为用；不同语文、不同类型的资料的综合运用；宏观与微观的有机结合；新材料与旧材料的有机结合等。这些理念与方法，荣先生均深得其中三昧（荣新江：《三升斋随笔》，凤凰出版社，2020年，14-25、99-120页），在他自己的研究中都有充分体现，不仅如此，还致力于推陈出新，发扬光大。
在史料运用上，中外并举，东西并举，不拘一格，以论证需要为究竟。举凡境内域外不同类型的、不同语种的文献文字资料及金石铭文资料，境内域外不同种类的文物资料（包括遗迹、遗物等），境内域外不同种类的图像视觉资料，都能熔于一炉。这些研究方法，不仅体现在他的丝绸之路研究中（姚崇新：《毫端尽精微 胸中有世界》），在《大漠丰碑》中，我们再次领略了这些研究方法的魅力。
兹以《敦煌与于阗：细读公元十世纪两个丝路王国间的文化交往》一文为例以见一斑。于阗王国与沙州归义军之间的交往，传世典籍中几乎没有直接的记载，作者通过仔细梳理敦煌文书中有关于阗、敦煌两地佛教僧侣交往的零散记录，以及敦煌文书中于阗语文献特别是于阗语佛典，以及对有关于阗人在敦煌开凿石窟与供养信息、于阗佛教图像（如敦煌石窟壁画中的于阗瑞像和于阗八大守护神图像等）传播信息的抓取，复原了十世纪前后于阗王国与沙州归义军之间交流交往，特别是佛教文化交流的历史图景，从而揭示出于阗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曾起到过重要的作用，证据绵密而翔实。但作者的思考并未就此停止，而是从更宏观的角度，考虑这一研究给丝绸之路研究带来的启发，指出这一研究说明，“公元九、十世纪，虽然没有像盛唐时那样的东西文化交往的盛况，但沿丝绸之路上一些小王国和地方政权之间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交往，仍然持续不绝……即使在丝绸之路上多个政权分立的时候，丝路的交通、贸易、物产、技术、宗教、文化的交流仍然没有中断”（257-274页）。这既是对丝绸之路“通少断多”错误观点的回应，更是作者对丝绸之路总体情势的宏观把握。
对西域史研究的切实推进
收入本书的专题研究，共同的特点是资料掌握全面，学术史掌握准确，论证逻辑严密。因而不少观点都可视为定论，或迄今为止的不易之论，或推陈出新之论。限于篇幅，这里仅举两例。
一是关于“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问题的讨论。在新疆历史研究中，“吐火罗语”和“吐火罗人”一直是困扰着人们的一个问题，这一问题的争论已持续百年，是涉及西域历史、语言、族群乃至种属研究的著名“悬案”。而且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西方甚至出现了泛吐火罗人和泛吐火罗语思潮，因此该问题的讨论已经超出了纯学术范畴，必须引起中国学者的足够重视。经过法国学者列维（S. Lvi）、伯希和（P. Pelliot），日本学者羽田亨，英国学者贝利（H. W. Bailey）、恒宁（W. B. Henning）等人的论证，焉耆、龟兹发现的所谓“吐火罗语”其实就是焉耆语和龟兹语，与葱岭以西的吐火罗斯坦没有任何关系，回鹘语题记中的“tori”（即“吐火罗”）一词所指的范围应当在别失八里/北庭和龟兹/苦先之间，焉耆也在其中。但对于回鹘人为何用“吐火罗”一词来指称上述区域，学者们始终不得其解。荣先生通过对回鹘摩尼教文献的梳理，注意到回鹘文的“tori”来自摩尼教概念里的“吐火罗斯坦”或“四吐火罗”，其范围对应于龟兹、焉耆、高昌、北庭一带。回鹘文中的“吐火罗语”应该是回鹘人对龟兹到高昌流行的语言的他称，并非这种语言自己的自称，所以，即使这种语言被称作“吐火罗语”，但它的使用者与吐火罗斯坦的吐火罗人无关。那么摩尼教徒为何称这一区域为“吐火罗斯坦”？荣先生进一步指出，葱岭以西的真正的吐火罗斯坦地区原本是摩尼教的一个大教区，八世纪初叶以降由于伊斯兰势力的东进，大批吐火罗斯坦的摩尼教教徒奔往对摩尼教友善的回鹘汗国领地，随着摩尼教教团在西域地区丝路北道开教成功，其原本的“吐火罗斯坦”的名称也随着“东方教区”一起移到丝路北道，这一称谓又最终被高昌回鹘摩尼教教团所继承（141-156页）。至此，这一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百年聚讼渐趋平息。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对消解西方的泛吐火罗人和泛吐火罗语思潮意义重大，其意义已超越学术本身，体现了一名优秀学者的学术担当和社会担当。因此，《大漠丰碑》所收关于吐火罗语和吐火罗地理讨论的两篇论文《所谓“吐火罗语”名称再议——兼论龟兹北庭间的“吐火罗斯坦”》《“吐火罗”非“焉耆”——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成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性文献。
二是对通颊部落的研究。通颊部落是吐蕃王国在其东北边境设置的一级军政组织，在吐蕃王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甚至在吐蕃王国崩溃以后，通颊部落的民众仍然是河西地区归义军政权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但有关通颊部落的许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比如，学者们对古藏文文献中的mthong/thong-khyab/kyab一词，一直众说纷纭；对敦煌汉文文书中的“通颊”二字，则长期以来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因而也就没有对这一问题做过全面系统的研究，就连词义本身也没有得到统一的认识，相应地，汉文文书中的“通颊”一词与古藏文文献中词汇的比定也得不到解决。《通颊考》一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藏文史籍，特别是敦煌出土的古藏文、汉文文书资料，对通颊部落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察，并阐明了通颊部落在吐蕃王国军政体制中的地位，以及它在晚唐五代沙州归义军政权中的状况（73-110页）。
本文的贡献，还不仅仅是廓清了通颊部落的历史面貌，对民族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本文最后总结道：“吐蕃在通颊部落内推行的这种内婚制，使通颊部落中的各族民众逐渐具有了统一的名称、特定的地域、共同的语言和宗教信仰，以及共同的经济生活，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通颊人。……进入归义军时代的通颊部落，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军事征服性质，且与汉人百姓错居，以血缘关系结成的部落逐渐演变成以地缘关系结成的乡里，加之与汉人的通婚，通颊人逐渐地同化为当地的汉人，通颊人或通颊部落也随之在历史上消失。”（110页）这段话虽然是在归纳通颊部落的历史变迁，但涉及并精确概括出民族共同体形成和消失的基本要素和条件，因而对于我们思考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消失或融合问题具有理论指导意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通颊考》还为如何正确使用晚出文献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示范。藏文文献《智者喜宴》（一名《贤者喜宴》）是成书于1564年的晚期教法史著作，但其中也记载了不少吐蕃王朝时期的历史，因而成为本文重点参考的藏文文献之一。但我们注意到，作者在使用这些记载时，既重视它们可能存在的真实的一面，也重视它们也可能存在不准确或错误的一面。无论采信或否定，都提供了理据，并不是直接采信或直接否定，尤其是充分利用比《智者喜宴》早很多的敦煌古藏文文献作旁证。这提示我们，晚出文献未必都不可采信，是否予以采信，须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其他证据做综合评估。
因此，《通颊考》是一篇海内外公认的藏学研究佳作，也是一篇民族史研究的佳作，其结论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论文虽已发表三十多年，但其结论和判断仍被广泛接受，《通颊考》因而也成为近三十年来西方藏学界引用率最高的中国学者撰写的藏学论著之一。
学术规范与逻辑分析的典范
荣新江先生是国内最强调学术规范的学者之一，他也一直在为建立中国的学术规范而努力，身体力行，因此有《鸣沙集——敦煌学学术史和方法论的探讨》（台北新文丰公司，1999年）、《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中国古代史研究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著作的出版，特别是后一种著作，被誉为中国的“芝加哥手册”。关于《大漠丰碑》学术规范的体现，这里仅举一例。荣先生在序中特别提示说，“早期所撰文章，因为用笔来写，所以写的字越少越好，引用一般史料时提示卷数即可，不注所据版本和页码。后来开始用电脑写作，学术规范也越来越缜密，引文都注到页码。为求本书统一体例，这次把早期撰文的页码尽可能补上，所用版本有些是撰文之后出现的标点本”（序，3页）。
这里主要谈到了早期论文页码的完善和所使用文献的版本的更新，这反映出荣先生在学术规范方面也一直在与时俱进。我想强调的是，学习荣先生的学术规范应该从关注这样一些细节操作入手。
注重篇章结构的内在逻辑和论述过程中严密的逻辑分析是荣新江先生学术研究的另一特色。学术研究是以理服人，所以一件合格的学术产品，除了正确地排比、使用、分析相关资料外，清晰、严密的逻辑至关重要。这个“逻辑”包含了学术写作时的“逻辑性”和思考时的“逻辑分析能力”。关于前者的重要性，荣新江先生作了反复强调：“在安排章节和层次时，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要注意文章的逻辑性……论据要在下笔之前做仔细的排列，先举什么，后举什么，这中间要有符合逻辑的次序……文章最重要的部分……要有逻辑性。”（荣新江：《学术训练与学术规范》第十讲《论文的写作（上）》，188-189页）关于后者的重要性，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史料无需多，而重在逻辑分析，如杨希枚先生即如是主张（王瑞来：《孤证传真实——王小波李顺起事时间考辨》，《羊城晚报》2025年8月8日）。可见，“逻辑分析能力”是生产优秀学术产品至为关键的一种能力。事实上，文献或考古材料提供的信息总是有限的，所以仅凭文献或考古材料其实很多历史是串不起来的。这时候，就需要历史学者结合其他间接证据资料，通过严密的逻辑分析，作出合理的推测与判断，由已知推未知——这正是史学研究的魅力所在，也是彰显史家智慧的主要方式之一。
在《大漠丰碑》中，精彩的逻辑分析随处可见，这里仅举一例。《通颊考》在引出日本学者山口瑞凤据P.t.1089对吐蕃的万户之制所作的讨论和判断之后，分析道：“山口关于万户是民政组织的看法是可以成立的，但P.t.1089的官吏序列表只是表示各种官吏的身份地位，而没有说明每种官员到底有几位。例如，同一文书中就有沙州‘汉人之万户长’的称谓，而沙州只不过是瓜州军镇下属的一个城，可以由此推想瓜州军镇应有数位万户长；而且，据这一称谓还可以推知，当时存在着几种类型的万户长，不能一概而论。所以，我们认为山口推断的万户和翼、千户之间的户口比例关系是难以成立的。目前来看，万户和千户之间的对应关系还不够清楚，但两者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则是肯定的，而且二者都包含在军镇当中。”（88页）这段分析中虽然用了“推想”“推知”等词汇，但环环相扣，滴水不漏，堪称逻辑分析的典范。
提供了吐鲁番文书整理与研究的经典案例
前文已指出，与敦煌吐鲁番学相结合也是荣新江先生西域史研究的特点之一，因此《大漠丰碑》还提供了吐鲁番文书从整理到研究的典型案例，即新获吐鲁番文书中哥逻禄部落破散文书碎片的缀合、整理与研究。
这组文书已高度碎片化，且数量众多，缀合工作具有极大的挑战性。《新出吐鲁番文书所见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破散问题》一文从文书缀合的技术处理开始，再到文书文本内容的初步梳理与识读，再到史学研究，形成了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的完整的“三部曲”。缀合环节特别交代缀合的理由以及各残片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对文书进行初步分组；文书文本内容的初步梳理环节，主要是通过梳理文书中包含的支离破碎的信息，使文书的信息尽可能变得完整一些，有条理一些，其间对文书中出现的专门术语和概念专门进行了梳理，为下一步的历史学研究做准备；史学研究环节，在充分掌握前人有关哥逻禄部落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文书信息，推陈出新，将唐龙朔年间哥逻禄部落经历的一次破散问题的研究推进了一步，并加深了我们对当时西域复杂的民族关系形势的理解（295-334页）。
因此，《大漠丰碑》对哥逻禄文书的整理研究可以视为吐鲁番文书整理研究的经典案例，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
仅据以上诸端已不难看出，《大漠丰碑》无论是学术理念的更新，还是学术视野的拓展，还是多元方法的运用，抑或是议题的深度与广度，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因此，《大漠丰碑》不仅是对北大西域研究传统的继承，更是对北大西域研究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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