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著名文章《谁是大师中的大师？》，对在20世纪迅速崛起的重要学科——管理学——的相关名家进行了世纪性的盘点。作者根据调查结果制作了一张由200位管理学名家构成的排行榜，然后由上榜的专家再进行二次评价，最终排在第一位的是彼得德鲁克。早在1993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就给了德鲁克极高的评价：“在一个充斥着自大狂和江湖骗子的行业中，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思想家。”然而，一个巨大而吊诡的事实是，德鲁克在学术界和更广阔的世界——无论是政界，还是商界，抑或是非政府、非营利组织——中的声誉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尽管德鲁克被公认为是现代管理学的奠基人，他的管理学思想在中西方管理实践中被广泛应用而声誉卓著，但其在欧美学术界并未获得主流认可，部分MBA教材甚至未收入其观点。事实上，围绕德鲁克其人其思的误解和争议一直延续至今。
彼得德鲁克
对德鲁克本人来说，他很少以“管理学家”自居。他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媒体将管理学家称作“大师”（guru），是因为“江湖术士”（charlatan）这个词太长了而不适合用在新闻标题中。在德鲁克看来，自己首先是一名作家和老师，他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始终将写作和教学视为首要身份。在自传《旁观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1978）中，他写道：“如果我能活到80岁，我要写到80岁。”德鲁克留下的39本书和不计其数的文章形成了一个浩瀚的思想景观。景深处站立着的是一个兼具学者与思想家双重身份的罕见之人，一个菲利普科特勒（现代营销学奠基人）口中的“极其少见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
终其一生，德鲁克所关注和思考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人、组织、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此，德鲁克在晚年创造了一个词，称自己为“社会生态学家”（social ecologist）。如果从更广阔的思想史视角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在汉娜阿伦特和埃里克沃格林这两位哲人中间为彼得德鲁克放上一把椅子（阿伦特从政治哲学的视角，研究了德鲁克毕生思考的两大主题：《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和《人的境况》（1958））。相信终有一天，彼得德鲁克的名字会出现在某本关于20世纪思想文化史的著作中（很遗憾我没有在彼得沃森或克莱夫詹姆斯的相关著作中看到德鲁克的身影）。这一切，都源于德鲁克将管理学视为一门“博雅技艺”（liberal art），将管理视为对抗极权专制的工具，以及通向丰盈人生的契机，而非一个人或一个组织的成功学。
昨日的世界
德鲁克漫长的职业生涯几乎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一个令人惊叹的事实是，这位目光深邃的思想家始终领先于他所处的时代，他的许多惊人的洞察和观点甚至连那些自诩为“未来学家”的人都感到汗颜。1959年，他提出“知识工作者”将成为经济的核心，远早于互联网革命；1980年代，他预言“终身学习”将成为每个人的必修课，而今天，我们正身处一个“倒逼个人终身学习”的AI时代；80岁时，他开始研究生物科技对管理的影响；90岁时，他仍在批评CEO天价薪酬，直指金融危机的根源；2002年，93岁的德鲁克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警告道：“未来最大的危机不是技术失控，而是知识工作者自以为掌握技术，却丧失人文判断力。”这几乎预判了已然来临的AI时代所潜藏的最大危机。
在德国作家、管理思想家赫尔曼西蒙看来，德鲁克对未来的独特洞见和诠释，源于他是一位“来自过去之人”。这位几十年的老友某次问德鲁克，他更愿自视为历史作家，还是管理思想家。德鲁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位历史作家。是的，德鲁克身上那种超越学科的广博学识，对历史和写作的痴迷，以及极具洞察力的问题意识等种种珍罕而独特的品质，都源自那个已然逝去的世界——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笔下的“昨日的世界”。20世纪之交的维也纳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在奥匈帝国的中产上层中，教育、文化、艺术、音乐、历史意识、城市气息与国际开放性等备受推崇，这座伟大之城造就了一个在思想和文化上群星闪耀的时代。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紧接着是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以及德国的纳粹时期。茨威格形容“这场欧洲大地的火山震颤”彻底动摇了一代人，同时也释放出巨大的创造力。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会看到许多天才人物来自同一个地区，甚至同一座城市，比如中世纪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如果重新梳理和审视20世纪上半叶那些有着上述经历的思想界名人（尤其是成长在维也纳的天才人物），我们会吃惊地发现，德鲁克竟然与哈耶克、卡尔波普尔、维克多弗兰克、埃利亚斯卡内蒂、恩斯特贡布里希、埃里克沃格林等思想大师是同代人，甚至是同道中人。是的，德鲁克或许是其中唯一一位“管理学家”，能与这些智者先贤同列20世纪思想史的殿堂而毫无愧色。
在那个时代的维也纳，受到良好教育的家庭的孩子们通常会讲多种语言，因为他们往往由英国或法国的保姆照料，自小便接触到外语。德鲁克和那个天才群体的成长经历极为相似，他生于维也纳，后移居德国汉堡和法兰克福（1927）担任记者职务，之后迁往英格兰（1933），最终在美国成名，享誉全球。德鲁克终生神往那个以维也纳为代表的“昨日的世界”，在德鲁克的骨子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也纳几乎是“最后的完美世界”，是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回顾那一代成长于维也纳的天才学人，他们几乎都拥有极为广博的学识、对人类历史的深刻理解，以及将不同事物巧妙关联的思维方式。德鲁克后来的种种惊人的预测和洞见，可以说都与之密不可分。
同样令人惊叹的是，德鲁克为了研读一位作家，竟会专门去学习一门语言。事实上，这依然属于那个“昨日的世界”的伟大传统。在晚年写给赫尔曼西蒙的信中，90岁的德鲁克这样写道：
72年前，我离开维也纳到汉堡做学徒时，父亲赠予了我这本书（西班牙哲学家巴尔塔莎格拉西安的《智慧书》）作为临别礼物。数月之后，我发现了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的著作。这两位哲学家自此成为我人生的两大支柱。……为了阅读格拉西安的原著，我也自学了一些西班牙语；为了阅读克尔凯郭尔的作品，我专门学习了丹麦语。
这不禁让人想起，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当年为了能够阅读格拉西安的《智慧书》原文，专门学习西班牙语。而那种将不同事物巧妙关联的思维方式，不仅来自广泛的阅读，还与其极为广阔的交往密切相关——这在学科壁垒森严的今日世界已经很难见到。上世纪30年代，德鲁克结识了极具争议的德国作家、思想家恩斯特荣格尔，后来又在伦敦与著名艺术史家恩斯特贡布里希相谈甚欢，此后两人定期互换书籍、信件和文章；到50年代，他结识了莱因哈德莫恩，后者将贝塔斯曼发展成全球最大的出版公司，而他与通用电气掌门人杰克韦尔奇的交往长期为人津津乐道（韦尔奇的“数一数二战略”、“无边界管理”、“外包战略”等都受到德鲁克的重要启发）。在《旁观者》中，德鲁克还回忆了他与物理学家巴克敏斯特富勒，以及著名媒介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的交往。这种与不同领域的大师从容对话的罕见能力，在德鲁克身上彰显得淋漓尽致。
《旁观者》
作为“博雅技艺”的管理学
如果要真正理解德鲁克其人其思，就必须要回溯到他一生所秉承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德鲁克真正关注和思考的是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状况——他对社会的期待并不高，只是一个较少痛苦，还可以容忍的社会。德鲁克敏锐地洞察到，管理是新出现的用来改善社会和人生的重要工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社会不同于国家——政府和家庭不可能提供一个社会全部必要的职能。在德鲁克眼里，功能正常的社会至少要由三大类组织构成：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它们各自发挥不同性质的作用，每一类乃至每一个组织中都要有能解决问题、创造出独特绩效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同时也要让组织里的每个人各得其所，既有所担当、做出贡献，又得到生计和身份、地位。
德鲁克告诉我们，这些在过去的国家中从来没有过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就是“管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再去重新审视德鲁克留下的全部作品——从第一本书《经济人的末日》（The End of Economic Man，1939）到他独自完成的最后一本书《功能社会》（A Functioning Society，2002）之间，就更容易发现背后隐藏的那条一以贯之的暗线：抵制极权专制，并捍卫个人自由和尊严。20世纪给人类带来最大灾难和伤害的战争和运动，都是极权主义的“杰作”，德鲁克青年时代经历的希特勒纳粹主义正是其中之一。德鲁克先知先觉地意识到一个多元的、组织型的新社会的生成：新兴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填补了政府和家庭之间的断层和空白，为现代国家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种种社会功能。正是在此意义上，德鲁克将公司的兴起视为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社会现象。
在这个基础上，教育的普及和知识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s，德鲁克在上世纪50年代创造的一个重要概念）的崛起，造就了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而信息科技成为这一切变化的加速器。在21世纪的今天，由于知识的应用领域被一再扩大，个人和个别机构不再是孤独无助的，他们因为掌握了某项知识，就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和影响他人的权力。他们最大的特点乃是独立自主，可以主动地整合资源、创造价值，促成经济、社会、文化甚至政治层面的改变。在德鲁克看来，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深远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不仅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在所有机构中，包括在互联网时代虚拟的工作社群中，知识工作者的崛起既为新的管理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也带来对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管理方式的挑战。德鲁克正是因应这样的现实，研究、创立和不断完善所谓的现代管理学。1999年1月18日，接近90岁高龄的德鲁克在回答“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着眼于人和权力、价值观、结构和规范去研究管理学，而在所有这些之上，我聚焦于‘责任’，那意味着我是把管理学当作一门真正的‘博雅技艺’来看待的。”给管理学冠上“博雅技艺”的标识是德鲁克的首创，反映出他对管理的独特视角。在管理的科学属性大行其道的今天，德鲁克提醒我们，管理还有着作为一门“博雅技艺”的人文属性。
在德鲁克看来，英国科学家、小说家C.P.斯诺提出的彼此割裂的“两种文化”（即“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迫切需要重新整合成一种新的文化，而实现它的最佳路径正是通过“管理”这一博雅技艺——它既关乎技能，又关乎信仰和价值。现代世界的公民，既需要获得在公司、工厂谋生的职业技能，更需要寻找信仰和价值。没有前者，他就会被社会抛弃，愤世嫉俗；没有后者，他就沦为纯粹的“经济人”。作为西方传统一以贯之的伟大理想，“博雅技艺”乃是使人成为人的教育。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学园（Academy）里施行的是博雅教育（以“七艺”为中心，包括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中世纪的大学里施行的也是博雅教育。到了20世纪，德鲁克的真正野心是想借助“管理”这个新工具，把博雅教育从学校扩展到工厂、公司、每个组织乃至组织里的每个人：
通过参与管理，人类将重新认识自己、产生影响和建立关系。（《新现实：政府与政治、经济与企业、社会与世界》，The New Realities）
正是在此意义上，德鲁克眼中的管理不只是一个学科、一门专业，更是一种视角，一条道路。不只是管理学科的人需要学习管理，每个公民都需要有管理的眼光、知识和技能。这条被德鲁克所开辟的道路的尽头，乃是希望创建一个生态丰盈的社会，好让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都过上一种丰盈的生活。为了帮助人们走好这条路，德鲁克会把他所认为有必要的广博精深的知识、观点和思想传授给他的读者，让每个个体通过参与管理重新认识自己，而每个管理实践，都是一次这样的机会。于是，便有了德鲁克的现代管理学——作为一门“博雅技艺”的管理学，这正是德鲁克思想最具魅力的所在。
重新认识德鲁克
在管理学界，有“20世纪是德鲁克的世纪”一说。这句话背后隐藏着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管理作为一门学科在20世纪的强势崛起。对此，德鲁克甚至直言：“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管理”。可以说，德鲁克对管理思想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他以其浓厚的人文和实践色彩，致力于矫正管理学过分科学化、理论化的倾向，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宏阔视角确立了管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然而，单纯的管理学科的视角依然无法让人领略到德鲁克思想的全部魅力。如前所述，德鲁克真正关注的乃是人、组织与社会三者的关系，管理只是一个工具。要重新认知德鲁克，全面深刻地评估其留下的博大厚重的思想遗产，必须要从人的概念的转变，以及社会生态的变化两大方面来重新审视。
《经济人的末日》
在德鲁克看来，西方历史中人的概念经历了三次重大的转变，即从13-14世纪的“灵性人”转向17世纪的“智性人”，又在19世纪转变为“经济人”。“灵性人”尽此一生充当上帝的子民，并最终获得灵魂的救赎。那种自由是在追随基督或撒旦之间选择的自由；“智性人”穷其一生探究真理，并尽己所能担起真理的重负，哪怕为了真理而触怒教会。那种自由是在真理与蒙昧之间做出选择的自由；而“经济人”把物质世界的利害盈亏当成生活的核心领域——他未必是商人，却把商人般的计算理性当成指导生活的方法论。当“经济人”成为人之典范时，人们对生活的想象与激情便统统降落在物质世界。
从19到20世纪，“经济人”先后遇见了两种伟大承诺。一种承诺说，只要让物质资源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只要允许人们在逐利当中自然博弈，人类就会自动走向幸福；另一种承诺则说，前一种承诺无比虚伪。因为所谓自由流通、自然博弈，不过是富人的阴谋。这种承诺告诉人们，人类肯定会获得最终的幸福，但第一步是通过革命，用鲜血和头颅换来平等。两种承诺，是统治了现代生活的两种“主义”。在德鲁克看来，两种“主义”看似水火不容，其实它们共享同一假设：人不多不少，仅仅是“经济人”。它们承诺的一切，无非是要满足“经济人”的想象和激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市场自由背后的谎言，也意识到以平等为名的革命之后，等待人们的是更严酷的不平等。无论走哪条路，道路的尽头都是绝望。更可悲的是，他们从别的地方找不到希望——因为他们是“经济人”，除了物质世界的“得到”，他们没办法想象别的生活。于是，西方的极权主义势力在这种群体性的残酷幻灭与绝望中登场了。德鲁克最深刻的洞见在于，绝望是“经济人”的宿命。只要人们满足于活在一个以“经济人”为模板的世界，绝望就会随时侵袭而来。这也意味着，恶魔随时可能卷土重来。这就是为何《经济人的末日》一书有一个醒目的副标题：“极权主义的起源”。是的，先于汉娜阿伦特12年，德鲁克最早思考了这个重要问题。
随后，德鲁克写作、出版了《工业人的未来》（The Future of Industrial Man，1942）、《公司的概念》（Concept of the Corporation，1946）、《新社会》（The New Society，1950），声誉卓著的《管理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Management，1954）是他的第5本书。至此，德鲁克的身份逐渐从政治分析家转变为管理学先知。他认定，劫后余生的人们必须提早为和平时代的生活做好准备。这种准备首先不是指物质的重建，而是尽一切努力防备恶魔的卷土重来。而唯一的办法就是，人得在面包和马戏之外重拾人之信念，担起人的责任，寻求新的人之典范。如果说，“管理，使人成为人”的理念可以道出作为管理学家的德鲁克的部分理想，那么它首先意味着：人，要把自己从“经济人”的桎梏里解救出来。
接着，德鲁克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他的精神导师、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话对他触动极大：“只有在同时作为精神性个体和社会公民之间的张力中，个人的存在才是可能的。”对于德鲁克来说，人很难只作为精神性的个体存在，更重要的是作为社会层面的一种存在。唯有在某种具体的社会生态中，人才有可能学习人之为人，理解责任，承担责任。唯有如此方能抵抗环伺周遭，随时准备吞噬世界的恶魔。正是在此意义上，德鲁克在晚年的《社会生态学家的反思》（1992）一文中写道：“我把自己视为一名‘社会生态学家’，就像自然生态学家研究生物环境一样，我研究社会人文环境。”并引述歌德在《浮士德》中的一句话作为社会生态学家的职责：“为观看而诞生，为瞭望而尽责”。
德鲁克对社会生态的长期观察和思考，让他越来越意识到保守和变革是社会的关键两极，而对二者之间的张力的关注，又让他越来越对技术、组织、创新这样的主题产生兴趣，并敏锐地洞察到社会的深刻变化。对此，德鲁克先后提出“知识工作者”（《明日的里程碑》，Landmarks of Tomorrow，1959》）和“知识社会”（《断裂的时代》，The Age of Discontinuity，1968）两大重要概念，并逐渐意识到需要对变革和创新进行管理。德鲁克认为，“对政府、大学、企业、工会、军队等形形色色的组织而言，保持延续的唯一方式就是在内部对创新进行系统化、组织化管理。”最终的思考成果呈现在晚年力作《创新与企业家精神》（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1986）中，该书把创新视为一种系统性活动，并试图将其发展为一门学科。而他在其他一系列著作中提出的“创造顾客”、“目标管理”、“绩效精神”、“向上管理”、“自我管理”、“做正确的事”等思想至今仍有很大影响。
回顾自己漫长的职业生涯和浩如烟海的全部作品，德鲁克认为存在着一个一以贯之的主题：“自由、尊严、个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作为实现人类成就之手段的组织的角色和功能、人的成长与满意、个人对社会和社区的需求。”也只有从这个高远宽广的视角，而非狭隘的工商管理或企业管理的视角，我们才有可能理解德鲁克思想的全部价值。他的管理思想始于避免极权主义的卷土重来，终于激发人内心的善意与潜能，从人的自由和尊严迈向价值创造。在美国克莱蒙特大学附近，有一座小小的德鲁克纪念馆。当年纪念馆落成之时，德鲁克研究所的同事们问自己，如果要从德鲁克的著作中找出一段精练的话，概括这位大师的毕生工作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会是什么？他们最终选择了如下这段文字，如今它被镌刻在德鲁克纪念馆正对客厅入口的显眼处：
在一个由多元的组织所构成的社会中，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机构负责任地、独立自治地、高绩效地运作，是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有绩效的、负责任的管理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公司的概念》，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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