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悄悄带走中老年女性

本文授权转载自「她刊」

母亲不太对劲的信号，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

2019 年，安欣一家搬进新盖的房子。新房盖好不久，门前还在施工，噪音非常大。

母亲的情绪也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她反复念叨：" 这会不会动了家里的地基？房子会不会塌？"

没人能真正听进她的担忧。更准确地说，没有人在意。

安欣和弟弟都在外地。父亲性子粗，白天忙着干活，晚上回到家，听到妻子还在反复絮叨这些莫名其妙的担心，只觉得她是在自寻烦恼。他不耐烦地说：

" 又紧张兮兮的，真有病。"

从那时候开始，母亲整个人不太一样了。

她变得沉默，不爱出门，长时间卧床。她的睡眠越来越差，食欲越来越弱。做饭和家务这些她原本最熟悉的事，如今却像一道道无法完成的难关。

没人意识到这跟以往有什么不同。

母亲性格本就敏感，时常情绪低落。以前她不高兴时也会躺上一整天，谁也不理，到了饭点才慢腾腾起来吃两口，又回到床上继续睡。

但这一次，母亲沉了很久。

那样的状态持续了两三个月，直到有一天，母亲告诉安欣，她很难捱，她想死。

安欣带母亲去医院就诊。

那家医院没有精神科，只能挂内科，做了心脏和脑部等一系列检查。医生没办法确诊是抑郁症，只在病例上写了 " 抑郁状态，伴随焦虑 "。

母亲对 " 抑郁 " 没有概念。她问安欣：" 我这是不是精神病？"

在农村老一辈人的认知里，精神病意味着更严重的事，几乎等同于 " 疯了 "。那意味着失控、疯癫、甚至被人指指点点。

医生开的药，母亲几乎没吃。安欣后来试图再带她去医院，但母亲总是推脱。她害怕看医生、害怕检查，更害怕自己是有病的。

家人普遍缺乏对心理疾病的理解，更不可能给出什么实质性的支持。

他们态度大致分两种：一是不重视，觉得没必要大惊小怪；二是不愿听、不想谈。

她反复向父亲和弟弟解释，母亲这是抑郁，是病，需要治疗。

弟弟不以为然，反驳道：" 你不要假装你很懂。"

父亲则依旧用老一套的逻辑去评判母亲。他能理解连续失眠带来的痛苦，却无法理解那种持续性的情绪低落和无力感。

当母亲长时间卧床，无力做饭、做家务时，他摇头叹气，念叨她，" 你怎么那么懒呢？你怎么那么多问题？又在装生病。"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的支持系统里，只有女儿一人。

在母亲情绪低落的日子里，安欣和她维持着视频聊天。母亲总是盯着屏幕，反复问她：是不是脸色不好？看起来是不是老了、瘦了？

她吃不下饭，日渐消瘦。在老家，突然消瘦往往被看作一种大病的征兆。母亲会越想越害怕，一点点陷进自己构建的糟糕情境里。

最初的两年里，周末一有空，安欣就赶回家，陪母亲待上两天。她和母亲聊天，晚上睡在她身边，鼓励她用身体、表情去释放情绪。

母亲喜欢戏曲，情绪稍好时会唱上几句，还会跟着跳起来。可这样的举动在家中并不被看好，父亲看见她唱唱跳跳时，常会呵斥，说她 " 像发癫了 "。

母亲会立刻停下来，像一块石头沉回水底。

农村女性的身体，是被规训的。母亲的个性，在那样的环境中，一点点被勒紧、被压下。

她有时会问女儿，自己是不是 " 疯了 "。

母亲的抑郁，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

从生理上看，一切有迹可循。更年期带来的激素骤降、内分泌紊乱、睡眠质量下降，让情绪波动变得更加剧烈。这些变化，在医学上早已被反复论证，却很少被现实生活中的人认真对待。

大多数人只会说一句：女人嘛，到岁数了就是这样。

更深的原因，藏在母亲漫长人生的结构里。

" 妈妈 "、" 儿媳 "、" 妻子 "，这些角色像是沉重的标签，被按在她身上。在这些身份背后，还有一个时代对女性隐形却深刻的伤害。

安欣的母亲出生在广东农村一个有八个孩子的大家庭，是家中的第三个女儿。

她夹在兄弟姐妹中间，不被注意，也不被期待。她没有机会接受教育，一天学也没上过。

从小，母亲性格就显得沉默、敏感、退缩。虽然样貌出众，但在那个重男轻女的时代，美貌从来不是通往自我价值的门票。

成年后，母亲没有选择婚姻的权利，与父亲是典型的相亲成婚。婚姻也没带来转机，反倒让她踏入另一个更加孤立的空间。

成婚七年，没有孩子。在一个高度强调传宗接代的家庭里，这几乎被视为一种 " 罪责 "。

母亲在家族中受尽冷眼，被边缘化。奶奶性格强硬，对每一个儿媳都苛刻，对一直没有生育母亲尤其不近情理。

被奶奶拿扫帚追打，成了母亲记忆里极难抹去的一段羞辱。

远离娘家，无亲无故。她在夫家承担着劳务和情绪压强，没有一个可以真正倾诉的人。安欣对外婆家的记忆很浅，母亲很少回娘家，也很少提及。

没有谁来替母亲说句话。

" 母亲就是一个被吓坏了的人。" 安欣这样形容。

后来，父母领养了安欣。五年后，又生下了弟弟。

对家族来说，这意味着 " 生儿育女 " 的任务总算完成了。但对母亲来说，这并不等于生活压力的结束。环境对她作为 " 妻子 " 和 " 母亲 " 的期待，并未因此减轻半分。

母亲这一辈子总是在忧愁，为大大小小的事。

儿子年纪不小了，却迟迟没有稳定的工作，出门在村里，连头都抬不起来；女儿工作在外、不谈婚事，也成了她放不下的挂念；丈夫退休后，家里失去了主要的经济来源，日子该怎么继续，她心里没底。

不仅仅是母亲，与她年龄相仿的不少农村女性，人生轨迹几乎是同一套模板：

嫁入夫家，生孩子、带孩子、照顾一家老小。她们将自我缩进家庭角色中，从早到晚围着锅碗瓢盆、孩子丈夫打转。

" 她们没能力吗？不是，是没有机会。"

安欣发小的母亲，也同样陷入抑郁。

那位母亲一共生了五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学历是初中，在那个年代已经算是有文化的人了。但她只能一直在家生孩子，照顾孩子，接些手工活补贴家用。

母亲也是一样，大半生都只能留在家里。" 她其实是一个对外面世界充满好奇的人。"

等到安欣和弟弟渐渐长大，母亲终于不用再围着家庭打转。只要有机会，她就想出去打工。每次打工回来，整个人的状态都会好很多。

" 她一打工，整个人就会变得很开心，" 安欣说。" 因为她不用一天到晚，围着我爸和我弟转，不用伺候两个老爷们吃喝。"

对母亲而言，外出打工不仅意味着能赚钱，更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是一种逃离。

她渴望接触家庭之外的事物。

2022 年，安欣注意到母亲仍在用一台老旧的按键式手机。

她提议给母亲换一台新的手机。" 她其实是开心的，是有期待的。" 安欣回忆说。

可事情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顺利。父亲怀疑母亲 " 能不能用明白 "，弟弟觉得 " 不值当，别浪费钱。" 这几句话像冷水泼下来，瞬间浇灭了母亲的热情。

母亲很快退缩，反复说着 " 不麻烦了，不用了 "。

安欣感到愤怒又无力。她气母亲不敢坚持，也气父亲和弟弟，轻易地否定了一个中年女性迈出一步的勇气。

她把原本要买手机的钱塞给母亲，让她自己决定。最后，母亲去了镇上的小店，买回一台屏幕笨重的老人机。安欣看着那台手机，只觉得心酸。

过了一段时间，父亲打来电话，说母亲 " 又不好了 "。她不愿起床，不做家务，对任何话都没有反应，无论是好话还是坏话。

这时，父亲才意识到那部手机意味着什么。他开口让安欣给母亲买一台智能机。" 我就觉得，天呐，一定要这样子你才能够看得到她的需求吗？"

安欣为母亲换了智能手机，并一步步教她如何使用，鼓励她。母亲学得很快，触屏操作，注册微信，视频通话，很快便能熟练操作新手机。

在当下的社会氛围中，心理疾病仍常常被轻视。

与癌症、心脏病等生理疾病相比，抑郁在许多人眼中不过是 " 太敏感 "" 想不开 "，甚至被视作 " 矫情 " 或 " 作 "。

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大约有 9500 万人患有抑郁症。然而，真正被确诊、被接受、被治疗的，仍只是极少数。

在豆瓣 " 关注女性长辈抑郁 " 的话题中，有人写道：母亲在外人面前，像太阳一样温暖所有人，但抑郁带来的长期失眠，让她每日如受煎熬。

最终，在一个热闹的中午，母亲趁家人午睡，搭电梯到 17 楼，一跃而下。

在这个话题下，不少笔记铺陈出类似的命运——太多母亲在抑郁中挣扎、沉没。

去年，安欣的母亲也出现了想要轻生的行为。

她先是偷偷把一瓶药油藏在床底下。父亲发现后，收了起来。母亲为此大骂父亲，又偷偷找出来，藏在了枕头下面。

父亲意识到不对劲，打电话告诉安欣：母亲有轻生的念头。

安欣赶回家，带母亲去了一家大型医院的精神科。在那之前，母亲一直排斥就医。

母亲被确诊为双向情感障碍。从这时起，父亲和弟弟才终于开始接受 " 她是生病了 " 这件事，愿意配合母亲的治疗。

母亲躁狂发作时，会变得异常能干又急躁。

睡不着觉时，便彻夜做家务，把整个家反复擦洗几遍。也爱花钱，爱社交，常常兴致勃勃地请客吃饭、送礼送物。买过几百元一小瓶的蜂蜜，却无人食用，父亲对此颇有微词。

安欣选择理解母亲，在经济上给予支持。

2022 年起，安欣开始系统地学习心理咨询，如今已成为一名兼职心理咨询师，学会用更专业的方式和母亲相处。

躁狂期的母亲就像一棵浑身长满刺的仙人掌，情绪亢奋、易怒，很有攻击性。

每当与父亲争吵时，她的思绪就像被拉回过去那段满是伤痛的岁月，滔滔不绝地讲述嫁入这个家的种种糟心事。越说越激动，面色涨红，语速飞快。

这时，安欣会看着母亲，打断她，询问她，" 这个水壶是什么颜色的？这个凳子呢？你能列举出身边五样东西的颜色吗？"

通过这样一步步引导，安欣把母亲的注意力从过往的伤口中一点点拉回现实，让她重新回到当下。

当母亲积压的愤怒和不安需要释放时，安欣会让她站起来跳，用力踩地、跺脚，将情绪发泄出来。

有时，母亲说起想死的话题，她就直接问：" 这次想了多久？想怎么死？想去哪里？" 她用正常的态度，和母亲聊关于死亡的话题。母亲有时反而会感到尴尬，笑一笑不再提及。

从咨询师的角度来说，死亡是一件越聊越不会发生的事情。

每个孩子，都想拯救苦难的妈妈。

安欣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则关于母亲抑郁的帖子，评论区涌现出无数网友的类似经历和困惑。

早期能够发现母亲异常，并带她们前往医院的子女，大都生活工作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对抑郁症已经有基本认知。

但这个时期，子女大多二三十岁，正处在事业发展的起步阶段，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经济压力。

有一位网友在评论区留言，说她想辞职回家照顾抑郁的母亲。安欣理解那种 " 想救妈妈 " 的冲动，但如果子女因此放弃自己的生活，反而可能无法真正帮助母亲。

" 给出去太多，就容易忽视自己。" 这种舍己式的付出，很容易导致自身状态崩溃，陷入恶性循环。

安欣也曾因过度卷入母亲的情绪漩涡，导致身心俱疲，一度出现抑郁情绪。

母亲生病前几年，她恨不得把自己的时间、金钱、情绪全都掏出来。

她不只是女儿的角色，也因为自己咨询师的身份，而承担了更多。

一次次陪聊、开导，换来的是情绪反噬，她暴饮暴食，内心陷入强烈的无助。

有段时间，她难以出门，但又不得不去上班。出门前，她得跟朋友打卡报备，这是一种自我提醒，也是一种支撑。

作为心理行业的从业者，安欣明白自己的限度，她也需要接受专业的心理咨询，及时调整状态，才能更好地面对一切。

经历了两件事后，安欣逐渐意识到，或许自己永远无法改变母亲早已写好的 " 人生脚本 "。

第一次，是她攒钱为父母建了一栋房子。

这是她多年的心愿，希望父母能有个更好的居所。但每当母亲抑郁发作时，总会反复抱怨房子哪里不好、不舒服。

那种无力感笼罩着她，无论自己怎样努力，始终填不满母亲心中那个无法愈合的伤口。

第二次，是父亲告诉她，母亲又起了轻生念头。

往常她会立刻赶回家，但那次赶上第二天有个重要的咨询个案。她在心里挣扎许久，最终决定让弟弟先去医院挂号，并详细叮嘱父亲注意母亲的情绪，等工作结束后，她再赶回去。

" 解救母亲不等于自我献祭，当我们停止随时响应，开始做规律、有序应对，或许会惊讶地发现，那个看似脆弱的女人，比我们想象中更有力量。"

她想告诉那些身处类似困境的子女：

" 想要拯救母亲，首先要保证自己的稳定。要学会分离，确认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就像飞机遇险时，必须先给自己戴上氧气面罩，再去给妈妈戴一个。" 你得先看看自己有没有氧气，再尽所能去帮她。"

" 我们必须诚实地承认，有时候，我们是真的会嫌弃家人的。" 安欣说。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你还是没能振作？为什么我要耗费这么多的心力，还得反过来照顾你？

" 如果不是因为她是我妈妈，" 她坦白，" 从外人视角看，我可能一点都不喜欢这个人。"

敏感、自卑、破碎、反复无常。母亲常常让她疲惫，但也是这个女人，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咬着牙把她托举长大。

从亲戚的描述中，安欣拼出了母亲年轻时的模样：

她不会带孩子，手足无措，满是焦虑。白天父亲外出工作，她一个人照顾婴儿，还要挑水做饭。安欣小时候乳糖不耐，吃奶粉总是拉肚子。

奶奶觉得这个孩子 " 养不活 "，劝她干脆扔了，但母亲不肯。

安欣是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高中的女孩。

在当地，女孩读完初中大多就进厂打工，三四千块月薪，已经是很体面的生活了。村里还没有出现过女生读高中的情况。

" 那时候我妈很有魄力。她看着我难过，就跟朋友借了一千块钱，说，你去上学吧。"

一千块钱，在今天看来或许微不足道。但对当时的家庭来说，意味着一个劳动力的损失，也预示着从高中到大学、未来七年都要为这个孩子承担更多的压力。

如果当年没有母亲的允许和支持，安欣会觉得自己是个罪人。" 在那个村里，一个女孩子你怎么敢去上学啊？"

" 她曾经托举过我，所以我也想扶持她一把。"

在安欣心中，母亲是有力量的，只是缺少支持。她生在那样一个压抑的年代，触角伸不出去，渴望被看见却又无处发声。

在陪伴母亲对抗抑郁的漫长岁月里，她看见了一代女性的沉默与苦难。

母亲的抑郁，不是麻烦，是一种创伤表达，是一种生命的呐喊，是一个被困太久的生命，奋力叩门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