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杰｜古籍出版领军人的四重奏

8月17日上午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了《叩学事铅椠——古籍出版四人谈》新书首发仪式，本文是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傅杰教授的发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

彭卫国、阚宁辉、李岩、顾青、王为松为新书揭幕

傅杰

高克勤、徐俊、宫晓卫和姜小青

论当代中国的古籍出版的龙头老大，第一当然是中华书局，第二自推上海古籍出版社。举个当代学者的例，1979年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与《旧文四篇》就是由中华书局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同时梓行的。两家之外，山东在这一年成立了第三家专业古籍出版社齐鲁书社。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各地多家古籍出版社陆续应运而生，而后来改名为凤凰出版社的江苏古籍出版社由弱变强，成为公认的地方古籍出版社中的耀眼存在。且再举个当代学者的例：程千帆先生不计上世纪三十年代《目录学丛考》，他的《史通笺记》以及和门弟子徐有富教授合作的《校讎广义》修订本由中华书局印行，而这部四卷大书的初版以及《闲堂文薮》等是由齐鲁书社出版的，《古诗考索》《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等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凤凰出版社则出过《宋诗精选》等，最后集成了皇皇十二卷的《程千帆全集》。而从迈出校门就分别就职于这四社后来成为四社掌门人多年的徐俊、宫晓卫、高克勤、姜小青先生贡献良多，正如长期领导中国古籍整理与出版事业的北京大学安平秋教授所言：“他们联手促成了近二十余年古籍学术出版事业的兴旺景象。”如今他们又联手推出了这本《叩学事铅椠——古籍出版四人谈》。

《叩学事铅椠——古籍出版四人谈》（徐俊 宫晓卫 高克勤 姜小青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

全书分为纪事、记人、亲历、论书、心得五个部分，内容丰富，胜义纷纶，不可能在今天有限的时间里一一介绍，我想就只借着我的两个身份，给两类身份的读者作个推荐。一是借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的身份，推荐给所有古籍整理与出版工作者；二是借曾经的复旦中文出版专业硕士点负责人的身份，推荐给所有立志投身出版行业的学生——因为我确信他们肯定能从本书中获得多方面的教益。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四位古籍出版业的领军人物是怎么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走到今天的。还是青年编辑的徐俊第一次从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档案中得见周振甫先生近40页密密麻麻的《管锥编》审读意见的所受到的震撼“至今记忆犹新”，后来初学电脑练习打字，乃用一个暑假时间，将周先生的意见与钱锺书先生的逐条批复“一个字一个字录入电脑，并查核《管锥编》初版所在的位置”，下这样看似无用的笨功夫既体会前辈“对典籍文化的热爱之情和对编辑工作的敬畏之心”，也增长了自己的识力。从名校复旦中文系毕业再跟名师王水照教授读了硕士的高克勤一入职上海古籍出版社，按社里培养新进编辑的惯例先到校对科实习半年，“从校对人员身上感受到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成为他从事编辑工作的“入门第一课”。从古典文学硕士陡转为出版社的新兵，宫晓卫为了尽早摆脱“因无知而易生的焦虑和困惑”，则从向同事借阅编辑符号用法等小册子开始边干边学，后来又自觉阅读所有能找到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通过这扇窗“能够了解国家关于古籍整理出版领导机构的设立情况和机构的工作动态，了解国家层面对古籍整理出版的政策、思考及整理出版规划的制定，了解不同行业对相关古籍整理的工作举措和进展，了解同行出版单位的工作思路和已出版、拟出版的主要古籍整理项目信息；可以知道作者、读者、出版者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建议及对整理成果的评论、反映；还可看到关于古籍点校通例的讨论、古籍影印需注意的问题等涉及古籍整理出版具体工作方法的文章”，以此作为了解这个行业全貌的重要途径。非文献学出身的姜小青则被对他青睐有加的前任社长兼总编辑薛正兴先生强制要求参与古籍整理工作，并恳切劝诱“专业可以不同，研究方向可以不同，兴趣也可以不同，但作为古籍出版社编辑，古籍整理是基本功，你只有搞过古籍整理，才能编好古籍整理图书，没有搞过不要怕，可以先易后难，总要有所实践”。他们大大小小的往事，同行以及学生，应该都是可以得到启发的。

其次是书中屡有令人难忘的故事，令人警醒的议论，是很值得看也很好看的。如中华书局的领袖之一也是中国唐代文学研究的领袖之一傅璇琮先生著作等身，备受尊崇。而他却在青年时代留在北京大学任教未久即成“右派”，转到中华书局改造。在傅先生文集的发布会上徐俊感慨：

这次读到《驼草集》卷首傅文青写的弁言，说到傅先生听到自己被划为右派后的反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看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然后就出来了”，“书中的安德列战场受伤后，躺在俄罗斯广袤无垠的土地上，看到的太阳是黑色的，他的心沉到了海底，但他看到了俄罗斯的年轻人勇敢前行坚强不屈时，太阳又是红色的了，给了他希望”。现在我们很难想象关在房间里的三天，傅先生都经历了怎样的思想挣扎，但我们能够清楚看到那一代人独特的信仰。傅先生还不止一次引用雨果的话：“艺术就是一种勇气！”引用巴尔扎克的话：“我也许能够写出一部史学家们忘记写的历史，即风俗史！”一再引用陈寅恪为杨树达所撰序里的话：“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辍，持短笔，照孤灯”，“非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瘠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理解傅先生的思想境界，才能理解他周末一个冷馒头对付，日复一日在图书馆查检抄录群书，完成百万字的黄庭坚与江西诗派、杨万里范成大两部资料书，才能理解在云梦楚泽就开始《唐代诗人丛考》的准备，在晚年仍然开启唐代翰林学士的考证，才能理解一直到晚年傅先生都保持着写作的冲动，保持着借助各种形式的写作发言来表达自己对学术的关切。我现在也过了花甲之年，看到这一点，尤为感佩。（《在学术行列中为时间所认定的位置——<傅璇琮文集>出版感言》）

高克勤记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校对科工作人员在“大跃进”时代全身心地投入来提高工作效率：

校对科的同志有一种“硬碰硬”的精神，那就是：要完成任务得逐字逐句地看文章，要用这种“硬碰硬”的方法把校样里的错误一个一个地“碰”出来，把它们消灭掉，一点也偷懒不得。一个钟点就是“硬碰硬”的几千字。因此他们非常珍惜时间，可以说是“分秒必争”的。他们千方百计地扩大生产时间，采取的办法是：提高会议质量，精简会议时间；时间上不受限制的会议，安排在下午开（因为上午精神较好，工作效率较高）；有些可以利用业余时间召开的小型会议在业余召开；用书面公布代替会议传达，让同志们利用休息时间去看。经过这一系列的措施，全科在第四季度用在直接和间接校对上的工时由过去的50%左右提高到70%以上。以该季度完成的工作量来推算，等于多校对了约八百万字。（《1959年中华上编校对科纪事》）

宫晓卫则对古籍出版物中的标点问题提出批评：

古籍断句之难实为大家公认，再严谨的古籍整理著作，也难保无理解、错点之误。理解的差异或一时不能读通而导致的标点错误不应给予过多苛责，但我们每每会看到一些不负责任的粗心之失。例如那些古文中常见的对句，只要稍加留意句意，考虑到文体的规律，并不难断开，而我们在书稿中常常会见到此类文字被断的七零八落、不知所云者。原文不加标点尚可读，加了新式标点，反而搅乱了读者的阅读理解，不但无用，反倒是有害了。更有原文引用古人某首词的几句，本可依词牌查阅词谱准确标点，却是随意臆断，平生错误。此类情况的出现，或为整理者的粗疏或学力未逮，从出版而言，则是责任编辑用心不到，把关不严，盲目信任整理者而放松了编校职责。（《浅谈古籍整理图书编校质量的提高》）

可惜到了今天资讯如此发达、检索如此方便之际，类似的问题却依然未能绝迹。姜小青则回首：

2002年底，江苏古籍出版社更名为凤凰出版社，四分之三人员分流到其他出版社，仅十八人留社。更名后的凤凰出版社选择怎样的发展路径，是坚持原先的古籍出版，还是另辟蹊径，转走大众出版甚至以中小学教辅为主的教育出版，在当时是有不同看法的。若是前者，解决不好经营上的生存问题，古籍专业出版也恐难坚持（江苏古籍出版社更名有多种原因，其中经营困难是很重要的一条），如果是后者，在一个出版门类比较齐全的集团内，也很难有生存与发展空间。最终我们选择了比以往更加专业化的古籍出版方向，古籍整理及相关学术研究选题高达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这在全国地方古籍社中是少有的。我们当时的想法，一是“以最专业做出最优秀产品”，何愁在中国这么大的图书市场中没有一席之地；二是“在集团内以最专业求生存”，甚至提出做集团内任何一家出版社所不能做、做不好的选题。实践证明，有了这两点，凤凰出版社反而有了作为古籍出版单位的发展空间与生存价值。（《对地方专业古籍出版社发展的几点思考》）

原来如今名满天下的凤凰出版社曾差点沦为不足二十人的集团“古籍部”，有老编辑甚至哭着闹着要离开。正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姜小青铤而走险的坚持，才有了凤凰出版社的今天。他曾不识相的去找上司要求恢复江苏古籍出版社之名，被可想而知地驳回。而当2007年整理本《册府元龟》获首届中国政府出版奖，上级主事者来问“册府元龟”四字之意，挺直腰杆的姜小青乃放言：凤凰社的选题，要做全集团任何一家出版社都做不了甚至连书名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就有存在的价值与发展空间。”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李岩先生称四位掌门人“代表了一代古籍出版人的专业、智慧、良知与情怀”，信然。书中在在可见他们的专业，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良知，他们的情怀，此外甚或也可窥见他们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