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澎湃镜相”第二届非虚构写作大赛获奖名单揭晓。本届大赛以“渺小与苍莽”为主题，特设奖金池33万元，旨在挖掘关照现实、书写时代与个体，记录磅礴与幽微的优秀佳作。大赛由澎湃新闻主办，七猫中文网、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主办，邀请来自学术、创作、出版、影视界的多方代表共同参与评审，从选题、信息和文本等多维度考量，最终评选出12篇极具潜力的非虚构作品，并将继续推动出版和影视改编等多种形式的内容开发。
《花园与父亲》（作者：黄旭东）获此次大赛“澎湃七猫特别大奖”，以下内容为《花园与父亲》节选，“镜相”栏目独家首发，如需转载，请至“湃客工坊”微信后台联系。
我向一位熟识的牙医说了好话，带父亲去把牙齿拔了。父亲似乎十分享受这样的待遇——由儿子陪护着，去见医生。脸上漾着得偿所愿的表情，就像小时候我央求母亲什么事，终于得逞的那副样子。又好像余怒未消，因为对于他想要拔牙的诉求，我毕竟敷衍了好几天。但是拔完牙的第二天，父亲就发烧了，很吓人，全身发抖，冒汗，把衣服也打湿了。
于是送去了医院。但也只是做些对症处理，消炎，护肝，养胃，利尿，住院到第十天，张医生找我了。他要我好好考虑一下，趁目前情况稍有稳定，赶紧出院，“要不然，可能从此就回不了家呢！”
我说，“住下去，会好起来吗？”
“好起来？你看农村里的那些老台门，哪里还会修得好的？勉强立着不倒，也靠老天保佑了。你们打算一下吧，现在是个时候。”
“他还能有多长时间？”
“随时都有可能。”
一提起要出院，父亲就把脸转向墙壁，不让我们看见他在抹眼泪。母亲说，“医生都说了，可以出院了，你干嘛要赖在医院里？我是不陪你在医院里了，让你一个人在医院里。”
想了半天，父亲转过身来对母亲说，“那么，你回去好了，我一个人在医院里。白天你来一下，晚上你不用来，我一个人没关系。”
我说，“怎么可能让你一个人在医院里呢？主要是医生也说了，你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
“我这个样子就算好了？这是个什么医生啊？”他说不下去了，又转过脸去，自顾自神伤了好一会。然后转过身来，看着我，“再让我住两天，可以吗？”
父亲在医院里又待了两天，不得已回了家。那天是周五，等到下午女儿放了学，我就接上她向西白山驶去。这是我和女儿商量好的一件事，一起去西白山露营一次。计划了好几次，总被什么事情耽搁，一直也不能成行，这次我是下定决心要把它实现了。好像迫不及待地为父亲办了出院，就为了能腾出时间带女儿去一次西白山。
我们不断离开省道、县道、乡道，一次次从岔路口驶入一条更小的路，渐渐来到了大山的腹部深处。长时间都在爬升，但视线仍被近在眼前的山体阻挡。扭曲的道路甚至把我们引至一处绝壁下方，然后穿针引线一般，带我们离开那里。我们来到一处垭口，当地人叫做分水岗的，那里有个自然村，住着几户人家。道路继续分岔，水泥路面消失了，剩下一条土石路面的机耕路，只容得下一辆车通行。刚下过一场雨，山上到处在淌水，形成无数小瀑布。经常遇到水流在路面上淌过，把大小石块从泥土里刨出来。有几个路段，我们简直是往草丛里钻，连人带车被掩埋在芜杂的枝叶里，暗无天日。
一路上我跟女儿讲了好些关于西白山的儿时记忆。在那时候的新村人眼里，西白山总是在那里，你没办法假装它不在，春夏秋冬，晴天落雨，无论你在哪个角落，在做什么事情，抬头就能望见西白山。看天气要望一眼西白山：西白山已经在下雨了呢，已经放晴了呢，不出一个钟头，村堂里也会下雨了，出太阳了。看季节要望一眼西白山：眼看正月就要满了，西白山顶的积雪却一直不化，白皑皑的，夜里也在闪光，村堂里的大人简直慌了神，张口闭口西白山的雪怎么还不化呢，好像西白山的雪不化，春天就不来了……西白山就像一把尺子，很多事情都要靠它来量一量。
我一边跟女儿说着这些，两天前父亲哀求着让他再住两天院的一幕，却一遍遍地在我脑海里闪现。车子往前行驶，每到一个逼仄的拐弯，那一幕便仿佛扑面而来。父亲是在担心，这次出院以后，会把他送回新村吗？送回台门里，把堂前清理出来，等他咽气？
说实在话，张医生找我谈话时，我不是一点也没有过这样的打算，只是还没有作最后决断。大家都在看我，越是到紧要关头，越是齐刷刷盯着你这个当儿子的，医生看着你，母亲和妹妹看着你，父亲自己也眼巴巴地看着你，仿佛你真的集大权于一身了——只要你说一句，大家就会齐心协力地，把一个人从人世间逐出去，譬如，把父亲从医院里逐出去，送回新村，让他在台门里的堂前躺下。连父亲自己也会不得不服从呢。
父亲简直是用他的死来加持你，让你成为别人眼里的一个重要人物。你拥有任何别人都没有的、对你父亲下判决的权力。
但同时我又是那么的胆怯，面对硬塞到你手上的、炙手可热的一样东西，你想抓又不敢抓，一旦上手，又下意识想要甩脱它。
终于，机耕路到头了，我们下车继续攀爬，大约一小时后，来到了山的最高点。这时候，像眼中钉一样横亘不去的西白山，消失了。我想把新村指给女儿看，但怎么也找不到。这让我有些困惑，人在新村能清楚地看到西白山峰顶，为什么一来到西白山峰顶，却找不到新村了呢？不但找不到新村，连山峰的四周，都像被埋没在雾霭般的水面之下，似乎这孤零零的山峰，是我们最后的落脚点。
母亲开始和我商量父亲的后事。叫了一声我的名字，郑重其事地说，你看，哪张照片比较好？
交给我两张父亲的照片，放大到了七寸。胡子刮得精光，新理的头发，身着青灰色中山装，风纪扣紧紧地扣着，里面还穿了白衬衣，深色中山装领口上方，齐整地露了一线洁白的衬衣领子。一张侧脸，一张正脸。侧脸的那张透着一层淡淡的阳光，人看上去也挺拔精神；正面的那张，人有些佝偻，苍白，拘谨，就像早晨起来刮胡子，脸却还没有完全涨透，眼睛就看着你。“都是鸣强拍的，哪一年拍的倒是忘了，”母亲说。
“正面的这张人不自然，但是侧面的，派这种用场总归不好吧，”我说。
“应该还拍了几张的，都放在那个木头盒子里，我去找来。”
“先不要去找吧，”我说。心里想的是，他那么百无聊赖地躺在一边，你在床头这边翻箱倒柜，当着他的面寻找一张准备着作为遗像的照片，他会怎么想呢？
鸣强师傅之前为父亲拍的照片，母亲也向他去要来了——餐桌上搁着一个白色优盘，母亲指着它说，“诺，鸣强说了，都在这个塑料卡片里面。”
这两年我也陆续为父亲拍了些照片，应该能挑出一张更好的吧。我得花时间把照片好好理一理了。“我会在我拍的照片里，再找找看的，”我说。
“佛也在准备了。今天你小姑来，问她村堂里有没有念佛的老太婆，她说村堂里只剩五六个老太婆了，念佛的人都没有了。后来想到你妹妹的婆家，电话打过去，马上就说会弄好的，会叫村堂里的念佛班子念上两天。寿衣倒早就做好了，一人做了一套，放在新村。”
“那么，到时人要不要回新村？”我说。
“对面那幢楼，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好像回过小区的。”母亲说。
对面那幢楼前年去世了一个人，是这个新小区里第一次有人去世。“他们是到山上之前，捧了照片回过小区吧？人应该没有回来过吧？”我首先想的还是这个问题：让父亲在哪里临终？其中有没有特别的讲究？
“仪式这些东西，我是不懂，”母亲说。
“我想反正三个选择，要么医院里，要么新村，要么这里。”
“新村台门里都没人住了，杂物堆得到处是，都没人来整理，事情是做不来的。”
“那么就从医院到殡仪馆。要么先从医院回到这里，再去殡仪馆。可以等事情做完再回新村，相片可以挂到敞堂间去。”我说。从实际操办的角度，在哪里临终，还牵涉到在哪里办丧事。但从礼仪上，两件事是否一定要在同一个地方进行？而且我还听说过很多例子，也有人家不愿意让人死在新房子里的。
“我是不懂的，”母亲沉默了片刻，“新村台门里平时人都没有的，敞堂间只有爷爷、奶奶的照片。”
“我们听你们的，你们愿意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我说。
听母亲的口气，她是不赞成再回新村去了。无论临终也好，办丧事也好，以及挂遗像也好，她都不愿意回新村。如果不回新村的话，事情办理起来会简单很多，就剩下：临终送不送医院，或者一旦送了医院，临终还回不回到这里来。但同时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样一来，父亲就回不到台门堂前去了，也就没有所谓的“归终堂”了；以前村堂里的这个讲究，现在人们还当它回事吗？坏了这个讲究，其后果是否在我可以担受的范围里？
我一时也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我知道自己正在面临凛然的情势，马虎不得，怠慢不得，但又没有一个现成的妥帖答案，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我心里其实还有一层更深的不安。我在客厅里看了场中超，青岛对北京，超级乏味，中间我迷糊了一阵。我需要彻底的睡眠，但仍然努力睁大酸胀的双眼，坚持看完了球赛。换台，四台，五台，七台，九台，十台，十三台，翻来覆去，以至于终于关了电视。花园里草木葱茏，开的花计有长寿花，金桔，以及刚种下的黄花菜，我依次巡视了一遍。然后，我上了楼。我开门进去，父亲仰卧在床上，身上腋窝以下裹着一条薄棉被，他瞬间就看到了我。我说，“还是躺在床上好过一些吧？”
“有什么办法呢？”他说。
我默默地看着他。
“总是想去厕所，”他说。
我看着整个房间，估摸着以后雇保姆的话，能不能再放下一张单人床铺。我走到床里侧，估计了一下床还能向窗边挪多少距离。
“今天我还想着吃八宝粥，你也买了回来，要是过几天我吃腻了八宝粥，那该怎么办呢？”父亲哀声说道。
最后阶段病人会很痛苦——把床向窗边挪三十公分，床的这边应该还能够放一张单人席梦思；我继续估算着。张医生说的话，我一直都记着，言之凿凿，言犹在耳。不过席梦思的两侧就没法落脚了，一边挨着床，一边挨着衣橱，只能从它的尾端躺上去。但保姆还是得请吧。
那是一种怎样的痛苦法呢？
父亲那么能忍的一个人，也会被逼得彻夜哀嚎吗？父亲的呼叫声，会在这个房子里，楼上楼下，地下室和花园，到处回响吗？那催命般的呼叫声，会追赶着我们，令我们无处躲藏，像要将我们斩尽杀绝吗？
光想想我就寒气上身了。
我知道父亲也一样，时时刻刻也在惦念，自己到底会遭遇到什么样的痛苦——到时候，他会实在忍受不了吗？实在忍受不了的痛，有多痛？在思想的尽头，他会一遍遍想起曾经的病友、竹编厂退休工人王师傅，去向他要答案。仿佛王师傅还在鹿山公园吹笛子，悠扬的笛声还在响，时断时续。
面对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父亲和我肯定有过那么一个同此一刻，紧张得不能呼吸，不能自已。
“把空调打开吧，”他说。我拿起遥控开了空调。
“把窗门拉上吧，”他说，“油烟气从窗户里吹进来，难受。”
我先关了房门。刚才进来的时候，我有意没有关门，房间里就有了对流。有段时间，他往身上搓活络油，到处痛，到处搓，房间里活络油的浓烈味道一直不散，简直能呼的一声把你逼到墙角。后来他又听说活络油用多了不好，就用一阵停一阵。房间里应该还夹杂着尿袋发出的味道，但和活络油的味道不好分辨。我再三作了衡量，觉得房间里的混合味道，并非如预想中的浓烈，接受起来也并非那么的艰难。
我走到窗边，拉开纱窗，双肘撑在窗台上，向外看。下了一个礼拜的雨，恰恰是这会吧，天开始放睛，在夕阳的笼罩下，一切都变得透明、稀薄。我把窗帘向两边拉，让他即使躺在床上，即使头紧挨在枕头上，也能够多看几眼窗外明亮的天空。
“窗门是不是就不要关了？”我问他。心想房门已经关好，没有了对流，油烟就进不来了。
“把窗门拉上，有油烟，”他说。
他在一边拨弄手指。把手指向空气里伸出去，又一个个弯曲起来；偶尔触碰到旁边的什么物件，也绝不会去握住它们；两只手的手指并不互相触碰，也不互相握在一起，只是一再地分别伸向各自的空中。我曾经设想花园里的那棵紫薇，几年后的造型不正是这个样子吗？
七月初的一天，父亲下楼来了。父亲终于挺过这六月份了，并非如表兄在梦里所言，活不过这个月了。他挪着脚步，一只手拎着尿袋，像提着沉重的镣铐；另一只手扶着沿途的墙壁、扶手、沙发背——仿佛穿越万水千山，一步步来到了客厅里。我强忍着没有站起来去搀扶他，且看他如何实现自己的意志。他挺进到与我直角相对的另一张沙发边上，立了片刻，坐下。
“我家在水门口，我爹叫……”他开口向我自报家门，把祖父的名讳报了出来。
“我有兄弟姐妹五个，大姐叫……，二姐叫……，弟弟叫……，妹妹叫……”他把我这些长辈的名讳，也一一报了出来。然后是他自己的，“我叫……。”
“后来造水库，我们家，被没在水库里了，”他竭力要拿住他说话的声音，不让声音颤抖起来，“我要回去看看，我们家在水库尾巴那个地方。”
他突然间情难自禁，泣不成声，“我有好多年没回去了……”
接下来的几天，什么事都不再能吸引他的注意，他仅有的精力，都倾注在了怎么对付上厕所上面，仿佛那是他孤独的事业。除此之外，能省的都省了，哪怕正吃着东西，他也随时会睡过去。他正在弃绝而去，去了一个无人之境。吃不吃也无所谓了。
“把眼睛睁开，”母亲在喂他吃东西。
父亲闭着双眼，满嘴巴的面条，就是不咽下去。他现在只吃那种纯而又纯的东西，把面条泡烂，只加一丁点细盐。纯的颜色，纯的味道，纯的食物，稍有掺杂，他就无比厌恶，堪比排异反应。他动了动嘴巴，把面条咽下去一些。他继续闭着眼，慢慢地用舌头搅拌嘴里剩下的食物。他似乎连咀嚼的力气也没有了。
“叫你把眼睛睁开呢，”母亲说。
他有一搭没一搭地蠕动嘴巴，一会又不动了，嘴里的东西也不咽下去。似乎身上所有的动作，就连生理活动，也停止了。
“干嘛闭上眼睛啊？把眼睛睁开。”母亲说。
他终于把眼睛睁开，把嘴里的东西咽了下去——我们只当他是咽下去了一口吃的，殊不知，他已经把一生的力气用尽，把一生的使命完成了。第二天清晨，母亲醒来发现他不在房间里，去找，只见他坐在马桶上面，睡着了，怎么叫他也不应。
我被母亲一声声呼唤父亲的声音吵醒。这两天我正在考虑是否去省一医院一趟，距离上次打针已经六个月，可以再给父亲打一次内放疗的针了——我只当这又是一个不得安宁的、被惊扰了睡眠的早晨，就像为父亲的治病五年以来，很多个早起的早晨中的一个。我努力振作起精神，过去一看，只见父亲在那里昏昏沉沉的，似乎陷入了长久的思考，尿袋挂在一边，里面积攒了有四分之一袋的液体。他在急促地喘气，似乎一场战斗正处于胶着状态，为了驱离那如影随形的尿意，昨晚他该经历了怎样艰苦卓绝的征途啊——但我仍然觉得他是多此一举，是他的过度思虑，制造了这样一场孤独的战斗。母亲继续呼叫他，但他还是没有反应，只是流下了更多的汗珠。
我和母亲把他搀扶到床上去，他却突然有话要说，几乎贴着我的耳朵，在服侍他过去躺下的一路上，把事情向我作了交待。“不要去医院了，直接去殡仪馆，烧烧掉算了，”他的嗓音里，仅有一丝微弱的振动；“你回新村一趟，去把做好的衣服拿来，我要穿了。”我有些听不明白，使出以前做英语听力练习的浑身解数，先把发音记下来；“炮仗少放几个，会炸到别人身上的。”然后昏迷了过去。在此后好几年时间里，我在脑子里一遍遍回放，反复揣摩、辨别，确认他说的就是上述意思。
我来到花园里，坐了一会。住在对面楼幢的那个人，一直也没出来，我就给他打了电话，请他到我家花园来一趟。花园里赤橙黄绿，被霞光一照，披上了一层金色，明亮而美好。我向他请教了当年他父亲走的时候，临终是怎么安排的，医院、小区和殡仪馆这三处地点，是怎么个走法。水池里的鱼半天也不见我有什么动静，就纷纷浮上水面，把映在水面上的天空的亮光，用嘴啄开；尾巴一甩，又沉入水底。我给张医生打了个电话。张医生说，我父亲那是点头式呼吸，属于呼吸衰竭症，没必要再去他那里了。
我说，“我们都相信你。”
张医生沉默了片刻，“那就来吧。”
张医生为我们临时安排了加床。加床在病区走廊的东首，跟别人互相干扰少，比在病房里还好，第二天有病房空出床位来了，我们也没换过去。在张医生的催促下，我和母亲、妹妹商量着做了个决定，不采取插呼吸管之类的抢救措施。朝东有一扇窗户，可以四下里望望，外面昼夜交替，车水马龙，告诉我们这世界照常在进行，毫无例外。床位靠着走廊墙壁，我有点恍惚，有一刻差点把这里当作了台门里的堂前。父亲躺在那里，一声不吭，也不得知了，但我仍通知叔叔等人来和父亲见了最后一面，该通知的都通知了。大家都当他还能听见，一边盯着监护仪上的数字和曲线，一边在床前说话。想不到黄医生也不请自来了，昨晚他做了一个梦，梦见父亲跟他说，老黄啊，我先走了；一早连忙从宁波赶来，一路打听到了小区里，再从小区打听到了医院里，唏嘘不已。
父亲在医院里弥留了两天，非常平静，死了。有那么一个瞬间，我们都猛然惊醒过来，意识到有件事正在发生；但又不敢确定他是否真的死了，赶紧去把张医生请过来。张医生略作检查，抬起手腕看了一下时间，告诉我们他已经死了。
据说不能走电梯，我和殡仪馆工人一起抬着父亲，从楼梯下去。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新鲜而神秘，促使你把胸膛挺起来，对自己正在做什么，始终十分清醒。仿佛全世界都在看着我，瞧，这个人刚刚死了父亲。我们穿过住院大楼的门厅，朝霞满天，将整个门厅烘托得敞亮，华美；熙熙攘攘的人群纷纷向我们闪开，好像我们正走在一条空旷的金光大道上。类似于小时候摸黑出了狭窄的弄堂，我终于可以撒开腿奔跑；再也没人来捉住你，要你做什么考试题了。小时候我一遍遍地算过：
我十五岁，父亲四十五岁，三分之一；
我十岁，父亲四十岁，四分之一；
我六岁，父亲三十六岁，六分之一；
我五岁，父亲三十五岁，七分之一；
我三岁，父亲三十三岁，十一分之一；
我二岁，父亲三十二岁，十六分之一；
我一岁，父亲三十一岁，三十一分之一；
……
再往前，我就没有了，我是个零，父亲是我的无数倍，我还不是我，父亲就是我。往后算，则是这样：
我二十岁，父亲五十岁，五分之二；
我三十岁，父亲六十岁，二分之一，刚好一半；
我四十岁，父亲七十岁，七分之四；
我五十岁，父亲八十岁，八分之五；
我六十岁，父亲九十岁，九分之六；
我七十岁，父亲一百岁，十分之七；
……
如果父子俩一直活下去，我将无限接近父亲的年纪，我们相差的那点岁数，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我将约等于我父亲……在将父亲往灵车里推送的时候，他似乎挣扎了一下，发出了嗯的一声。我带他拔了牙，让他发了烧，逼他出了院，让他在传说中的巨痛到来之前，死去，现在，又把他送去烧了——我终于把他送走了。我已经成为了那个，因为父亲死了，而幸存于世的人。
（作者：黄鱼；编辑：吴筱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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