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诸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使用汉文作为通用文言（与作为口语的汉语相区别），他们浸润于汉文圈中数千年，对他们而言，汉字跟中国一样，都不是一个明晰的“他者”。较之别的文明圈中的国家，东亚诸国与中国有着天然的“亲缘性”，这就决定了他们对《红楼梦》的接受与理解，相对而言更容易一些。
《红楼梦》传入日本的时间“出人意料地早（伊藤漱平）”，据说在程甲本刊行两年后，即1793年（日本宽正五年，清朝乾隆五十八年），就有《红楼梦》传入日本的记录，出自日本商人村上氏从中国浙江乍浦到日本长崎的商船记录《差出帐》。
韩国学者李桂柱针对这一记录，提出过以下猜测：
从上面的内容来看（指的是日本在1793年即已输入了《红楼梦》的记录，笔者），比起海路的船运来，无论是更为便利的陆路往来这一地理条件，还是燕行使臣往来的频度，以及国境线附近的秘密贸易的盖然性来看，《红楼梦》传入朝鲜的时间没有理由比日本晚，反而比日本早的可能性更大，因此《红楼梦》输入朝鲜的下限可以暂定为1791～1792年（正祖15～16年），亦即程甲本、程乙本的刊行时间前后。当时我国（朝鲜）于同年即1791年再次下达了禁令，禁止从中国输入书籍，不仅是稗官小说与明末清初的文集，甚至包括经史之类，一切中国书籍均禁止燕行使臣购入。纯祖8年，即1808年，虽然对经史与醇儒文集进行了输入解禁，但依然禁止购入稗官小说类书籍，所谓稗官小说中自然是包括《红楼梦》的。
——【韩】李桂柱：《〈红楼梦〉的诗词翻译比较——以乐善斋本为代表外国译本》》（1993）
李桂柱之所以如此推测，可能是基于其对历史上中朝日三国的贸易与使臣往来的普遍性认识。的确，从历史上留存下来的记录来看，朝鲜与清朝之间的使节往来频繁，清朝与日本之间则几乎没有直接的使节往来，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借助于逐渐失去主权的琉球进行朝贡以及与之相关的贸易活动。朝鲜与清朝在辽东的陆路接壤也让贸易（包括各种未见于纸面记录的所谓私贸易，即走私贸易）较之海运相对而言更为活跃。据说在朝鲜境内贸易活动繁盛的地区经常可见往来的清朝商人。按此情况推测的话，《红楼梦》的确有可能在程甲本、程乙本刊行之后便传入朝鲜。就目前来看，李桂柱的上述推测依然只是推测，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推测有其合理之处，但从另一方面而言，无论这种可能性成立与否，这种推测也终究只是一种“盖然性”：好事者的确会以隐秘的方式购入中国的稗官小说，但至于稗官小说中是否必然会有《红楼梦》，则是一件无法确定的事情。李桂柱的上述推测对我们的启示是，对《红楼梦》传入朝鲜的记录的挖掘，有必要持续进行下去。
朝鲜正祖李祘
至于朝鲜朝廷的禁书令，尤其是对稗官小说的禁令，很容易让人想到清朝的禁书令。禁书令在当时起到了多大的作用，我们无从得知，但从现在的视角来看，禁书令反而提供了另外一种信息，即当时引起朝廷注意的“坏书”有哪些——《红楼梦》经常是赫然在列的。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朝鲜朝廷数次禁止从清朝输入书籍，一方面是因为经过数百年的积极输入，朝鲜已经储备了足够多的中国书籍，尤其是经书典籍，甚至包括有些在中国国内已经不易得见的珍贵版本。另一方面，对小说的输入禁止，也掺有政治意图。李桂柱提到的正祖（1752～1800，在位1776～1800）于1791年下达的禁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一禁令是在正祖发起的“文体反正”脉络上发出的。
虽然没有资料可以证明《红楼梦》没有马上传入朝鲜与正祖的“文体反正”有关，但二者在时间与内容上均有许多有趣的暗合。正祖在朝鲜历史上被认为是非常有可能成为中兴之主的君王，可惜大志未酬而逝。正祖之所以发动“文体反正”，反对包括语言、内容、形式、风格等的小说文体，主要是基于“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
至于稗官俚语，自幼至今，一未尝经眼。盖此文字，非但无益于实用，其流之害，移心荡志，有不可胜言。
——《弘斋全书》卷161
文章有道有术，道不可以不正，术不可以不慎。学文者，尝宗主六经，羽翼子史，包括上下，博极古今，而卒之会极于朱子书，然后，其辞纯正，而道术庶几不差误。
——《弘斋全书》卷163
正祖对文体之正的追求，背后是对文道之正、思想之正、意识之正的追求。基于这样的思想，对小说的输入禁止，自然也就容易理解了，一国之君对文体有这样的要求，实属情理之中。为了禁止使节团与商人从清朝继续输入小说，正祖至少在1786、1787、1791、1793、1794年数次下达过“小说禁输令”，当然，这种禁令可能一直持续到其去世的1800年。而在这些年份中，恰有《红楼梦》研究者都比较熟悉的程甲本刊行的1791年。也就是说《红楼梦》程甲本刊出并开始广为流传之际，正值正祖严厉禁止从中国输入小说之时。我们虽然不能排除国君命令也无法震慑的诸如走私商人会“走私”《红楼梦》的可能性，但我们也应该想到，至少在明面上不会有人公然违抗正祖的旨意。
此外，正祖在位期间也正是西学逐渐进入朝鲜之时。西学尤其是天主教在十八、十九世纪的中朝日均有过相似的经历，而正祖的“文体反正”也同时伴随着对西学的排斥。正祖曾言：
欲禁西洋之学，先从稗官杂记禁之，欲禁稗官杂记，先从明末清初文集禁之。
——《正宗大王实录》卷33，《朝鲜王朝实录》卷46
上述言论一般被理解为正祖对西洋之学、稗官杂记、明末清初文集的一致排斥。但韩国学者张孝铉教授认为，在学术上正祖是一位很有通融性的君主，其本人对西学也很感兴趣，所以其在面对臣子禁止西学的上疏时，将稗官杂记与明清文集推出来作为转移臣子攻击视线的对象。此举也是为了保护其身边对西学感兴趣的南人时派臣子。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到，正祖的“小说禁输令”有可能影响到了《红楼梦》的输入，但对小说与明清文集的禁令，其中有一些明显的政治意图，并非仅仅是禁止输入小说这样单纯的问题。
关于正祖的“文体反正”，有一个有趣的记录：
先是丁未年间，相璜与金祖淳伴直翰苑, 取唐宋百家小说及《平山冷燕》等书以遣闲,上偶使入侍注书,视相璜所事,相璜方阅是书,命取入焚之,戒两人专力经传,勿看杂书。相璜等自是不敢复看稗官小说。
——《正祖实录》卷36，正祖十六年（1787）十月二十四日
如果我们暂时抛却严肃的政治解读，这一事件很像是上晚自习偷看小说被老师抓住的“朝鲜朝廷版”。我们当然应该理解作为一国之君的正祖的立场与态度，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在朝鲜的王宫里边，不仅仅是貌似闲散的妃嫔与宫女们可以光明正大地阅读乐善斋中的中国小说翻译本，年轻的文臣们，也会在值夜班的时候偷着读中国小说。
下一次，我们将谈一谈《红楼梦》是何时传入朝鲜，以及当时的文人是如何接受与评价《红楼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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