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期档首部全明星大片《酱园弄悬案》（下文简称《酱园弄》）上映后陷入口碑票房双低迷。这部投资超过3亿元，集结章子怡、雷佳音、赵丽颖、杨幂等20余位明星的作品，上映前备受瞩目，最终票房预测不足5亿，豆瓣开分5.9，创下导演陈可辛职业生涯最低分。
《酱园弄悬案》海报
电影真的这么差吗？《酱园弄》在视听美学与演员表演层面展现出相当水准，只是它在“导演表达”和“观众期待”之间确实存在“错位”。影片试图在历史语境与女性命运之间建立深度勾连，让时代成为理解女性处境的注脚，但多数观众更渴望一个戏剧张力强烈、张扬女性主体性的“杀夫”故事；全明星阵容本意是票房保障，却因角色过多、戏份分散而被观众指责“为了角色加戏”，而明星粉丝为戏份和表演的撕扯亦反噬作品本身；拆分为上下部的叙事策略本意是提升节奏，却因缺乏明确的高潮和完整性让观众诟病“大型预告片”……
在电影行业上升期，这种“错位”并非不可忍受，而在愈发严苛的电影舆论中，丝毫“错位”的存在都可能让电影在舆论中遭遇“灭顶之灾”。这折射出中国电影当前面临的一个共性困境，就像编剧宋方金所言：“电影现在陷入了最可怕的境况，表现在：一、似乎人人都带着一种看过时物事的态度谈论电影；二、群槽电影成了一种正确，看过没看过都骂得理所当然义愤填膺；三、饭圈深度介入电影评价，引领风向；四、创作者进退失据不知道该怎么留住观众。”
“杀夫”故事，还是时代批判？
《酱园弄》改编自1945年上海一桩真实杀夫案。该年3月，住在酱园弄85号二楼的詹周氏，用菜刀将丈夫詹云影砍杀并碎尸，装在皮箱里。血水从地板滴到楼下住户的脸上，案件由此曝光。“酱园弄杀夫案”迅速轰动上海滩，报纸连篇累牍地报道，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酱园弄悬案》剧照
詹周氏江苏丹阳人，自幼为孤儿，9岁到上海当丫鬟，21岁被主家许配给典当行伙计詹云影。婚后詹云影沉迷赌博，常有外遇，还对她施暴。为维持生计，她想去香烟厂工作，却被丈夫阻止，家中财物变卖殆尽。案发当晚，积压9年的怨气爆发，她持刀行凶。最初的舆论一边倒地谴责詹周氏，媒体将她描绘成“当代潘金莲”，猜测她必有奸夫协助，否则一个弱女子如何能杀死高大的丈夫？1945年5月，法庭一审判处詹周氏死刑，这起案件似乎只能以“恶妇伏法”的结局收场。
上海女作家苏青站了出来，1945年6月在杂志上发表《为杀夫者辩》一文，文中详细叙述她的遭遇：幼年失怙、被迫嫁人、婚后两个月丈夫外遇、遭家暴、帮丈夫处理小三事宜、自杀未遂等。苏青指出，詹周氏是旧思想女性，无路可走才选择杀人，呼吁重新量刑。关露发表《詹周氏与潘金莲》，批判“淫妇可杀”的论调。越来越多人开始同情詹周氏。正值社会局势动荡，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汪伪政权随之瓦解，案件迎来真正的转机。詹周氏杀夫案正处于上诉阶段，原判死刑尚未执行，国民政府接管后重新审理此案，在律师和热心人士的支持下，詹周氏继续提出上诉。1948年2月，法院最终将詹周氏的刑罚从死刑改判为15年有期徒刑。
更多观众对《酱园弄》的期待，是一个关于女性觉醒的激昂故事——一个被压迫的女人如何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如何从逆来顺受走向抗争，又如何在其他女性的声援下争取正义。电影里也有这样的女性叙事，但又不止于此。它讲的是一个发生在1945年的杀夫故事，“时代”是这部电影的另一主角。彼时的上海处于特殊时期，战争尾声、政权更迭、思想碰撞，各种矛盾交织。詹周氏杀夫和一审死刑时，汪伪政权已摇摇欲坠，日本战败在即；8月，日本投降、汪伪政权覆灭，社会秩序剧烈动荡，正是这种混乱为詹周氏开辟了生路——政权更迭带来的司法真空，为后续改判创造了可能。
就像陈可辛在接受采访时所说，“我在电影里要讲的不是这个事情的悬和奇，而是大时代改变了，让这个人活下来了”“詹周氏当初之所以被释放，不是因为她无罪，而是因为政治原因，她活下来了”……这是《酱园弄》的创作意图——将詹周氏的命运与时代巨变紧密交织，时代转变如潮水，个人命运在其中起伏，生生死死带有极大偶然性。
为了体现出时代性，电影刻画了丰富的群像。雷佳音饰演的薛至武是日伪警局副局长，代表末世中腐败的权力体系。他对詹周氏的“执着”并非不可理解，因为他从来都是唯我独尊、逆我者亡，他无法相信有人敢违逆他、让他丢了面子，竟然还能活下去，他不惜一切要詹周氏死，他不能“输”，这是末路者的癫狂。他滥用职权、刑讯逼供，将公权力化为封建父权的延伸，打压的是女性，也是一切弱者；李现饰演的小湖北张宝福，是一部分市井底层男性的缩影，他靠放债、牵线搭桥混饭吃，帮詹周氏介绍工作，转头又拿这事要挟她，占她便宜。他通过践踏更弱势的女性获取虚妄的权力感，却被上层阶级碾碎，被薛至武的一句话决定生死。这是旧社会弱肉强食规则的微观写照，权力像一张大网，从上到下都在压迫弱者——女人被丈夫打，没人管，被权力冤枉，也没处说理。虽然薛至武的结局如同汪伪政权一样走向覆灭，但不受限的权力的恐怖内核始终如一，并不会因为薛至武的倒台而消失。
《酱园弄悬案》剧照
杨幂饰演的王许梅与詹周氏的命运形成对照。她原是上海滩识文断字的舞女，因庇护“政治犯”入狱。在乱世中，她以所谓的女人三件宝“脑子、奶子、肚子”为生存武器。她有“脑子”，把报纸新闻转化为情报，甚至通过分析时局预判日军败局。她清楚男性权力对女性身体的觊觎，与典狱长“勾搭”，“奶子”是她换取报纸、食物等资源的筹码。“肚子”是她最后的求生手段。1945年日军败局已定，她意识到政权更迭可能带来的清算，便试图通过假怀孕换取缓刑。她的悲剧性在于，纵然她精通男权社会的规则、将女性的一切作为资源去交换生存的机会，终究倒在黎明前夜，因为那个混乱的末日，时代就是“翻云覆雨手”。詹周氏因为时局动荡活了下来，王许梅却因同样的动荡被匆忙处决。女性的境遇虽然有相同的罪恶渊薮，但她们的生与死，有时只差一场偶然。这种偶然，是旧时代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的必然，也是个体在历史巨轮前的无力与悲哀。
沈佳妮客串的报社主编吴玲，同样是因为“偶然”活了下来。她是追求真相的知识分子，因坚持揭露汪伪政权的黑暗而入狱。尹昉饰演的副主编张言表面上是吴玲的同僚，实则暗中投靠权贵，他试图用五根金条贿赂薛至武，买通对方在狱中杀害吴玲以绝后患。薛至武在对吴玲进行一番羞辱后放了她，并不是因为薛至武爱国或者钦佩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而是因为在他与张言谈判的条件里：五根金条是放人，十根金条才是杀人。吴玲的生或死，同样取决于掌权者的一念之间。
詹周氏杀夫，以及之后的不认罪，是被挤压到极限时女性主体性的迸发。可当这主体性的显现，最终要靠政权更迭的缝隙、司法体系的动荡来托底——改判的关键不在于罪与非罪、反抗与否的逻辑，而取决于政权更迭、权力者一念之差时，时代的荒诞性才被彻底撕开。这不是女性主体性的消解，而是对乱世/末世更锋利的批判。
电影的时代批判与很多观众的预期形成“错位”。这不是主创者的错，也不是观众的错，而是关注点不同，这种“错位”本是创作与接受的正常差异。可惜，一些批评者认为电影此举是“蹭女性热点”“消费女性”“对女性吃干抹净”，对电影的指责成为某些讨论的主轴，观众也就更无心领会主创者的表达。
为明星加戏，还是明星为角色服务？
《酱园弄》上映前，引人瞩目的不只有剧情，还有它的演员表——章子怡、雷佳音、赵丽颖、杨幂、易烊千玺、王传君、梅婷、大鹏、李现，等等，集齐了影视圈的半壁江山。“全明星阵容”在国产电影里并不鲜见，大导演、大制作、大明星的组合一直是票房保障。
全明星阵容最直接的好处，是提升票房号召力。观众可能因为喜欢某位演员走进影院，当一部电影集合了多位人气明星，吸引力自然成倍增加。全明星电影也更容易引发话题讨论，让电影宣发事半功倍。若从创作角度看，全明星阵容能丰富角色表现，好演员之间的化学反应有时能弥补剧本的不足……在电影市场持续面临流媒体冲击与观众审美疲劳的当下，制作方仍倾向于用星光填补投资的不确定性，观众在选择影片时也更易被熟悉的面孔吸引，这种供需惯性使得全明星策略在国产大片中仍占据主流。当然，全明星策略也存在争议，譬如明星高额片酬或挤占制作经费；部分电影依赖明星光环，忽视剧本打磨；而随着观众审美提高，单纯靠明星撑场面的电影越来越难成功……所以，如今片方更注重演员与角色的匹配度，并努力平衡明星效应和内容质量。
《酱园弄悬案》剧照
《酱园弄》的全明星阵容是这一市场趋向下的产物，作为一部投资高昂的电影，明星效应能扩大电影的话题度、尽可能打开市场。大量使用明星，本身也是陈可辛的一个创作特征。从《甜蜜蜜》《中国合伙人》到《如果爱》《投名状》《夺冠》，他的每部电影就像一场华语影坛的群星盛宴。与某些导演把明星当花瓶不同，陈可辛擅长挖掘明星身上不为人知的特质，在他镜头下，那些被定型的面孔展现出全新的可能性，这种点石成金的能力，让他的全明星阵容不只是商业噱头，而是看点。何况，结合《酱园弄》的创作立意，杀夫案的背景是1945年动荡的上海，涉及警察、记者、狱友、邻居、权贵等多个阶层，还原那个鱼龙混杂的时代需要众多角色填充，全明星策略也合情合理。因为目前上映的只是上部，不少角色因为戏份太少完成度不足，但就演员表现来看，《酱园弄》的全明星里没有谁是明显拖后腿的。
然而，一些观众不能接受电影的群像叙事，这也是前文所阐述的第一重错位。这时，观众难免质疑：究竟是电影的群像叙事，需要那么多明星来出演，还是因为邀请了这些大明星，所以创造了这些角色，加了这些戏份，以至于淡化和稀释了詹周氏的叙事？这是电影的第二重“错位”。
这种质疑，在明星接连塌房、舆论要求明星成为“道德标兵”的环境下，自带一种“正确”的光环——骂资本操控、流量至上，又能宣泄情绪又很安全。一些网友先入为主地认定，这些明星角色都是硬塞进去的。一旦这种观点成为主流，电影的任何缺点都会被归咎于“明星塞太多，毁了好故事”。不管看没看过电影，骂电影的全明星阵容都是通行的社交货币。
让片方始料未及的，还有饭圈文化对电影评价体系的全面介入，甚至逐渐成为左右舆论风向的关键力量。这一现象在《酱园弄》的宣发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从官宣伊始，两位85后女明星的粉丝便围绕角色、番位等问题展开激烈争夺，电影公映后，这场争斗迅速蔓延至影片的公共评价领域。比较演技的“技术帖”充斥社交平台，但核心目的并非客观讨论，而是为自家偶像争夺“高光时刻”的话语权。处于下风的一方粉丝甚至给电影打一星差评，其逻辑已演变为“宁可毁掉作品，也不让对家获利”。片方原本期待明星流量能转化为市场热度，却未料到粉丝将祸水引向电影本身，坐实“明星毁掉电影”的指控，让影片进一步卷入舆论漩涡。
拆分上下两部，是否以完整性为代价？
《酱园弄》的推进过程，一波三折。2015年，陈可辛读到詹周氏杀夫故事，想改编电影，他很快联系章子怡，希望她出演女主角詹周氏，章子怡答应了。但当时商业片市场没容纳罪案片的空间，项目暂停。疫情期间，陈可辛觉得故事体量适合拍成4-6集电视剧，4-5小时时长，用电影拍法做精装剧，又因国产剧长时长模式受阻，改回电影，删减内容后启动拍摄。2023年，剧组在上海闹市找到百年弄堂实景，开始了拍摄。2024年5月，电影入围戛纳电影节非竞赛单元。
不过，戛纳放映的150分钟版本引发争议，不少影评人指出影片叙事节奏失衡，薛至武戏份过多，甚至盖过詹周氏的成长线，以至于章子怡在戛纳的发布会上，公开对戏份被删表达不满。电影没有在去年暑期档趁热打铁上映，片方根据戛纳的市场反馈对影片进行重新剪辑，最终将影片拆分为上下两部，目前上映的《酱园弄悬案》为上部，时长96分钟。此举背后既有对电影完整性的考量，也有对市场风险的权衡。诚如前文反复提到的，电影想展现1945年上海的时代图景，詹周氏的命运是时代的一个缩影。若拍成一部电影，时长受限，很多内容难以完整呈现。戛纳150分钟版本引发争议已经足以说明，若强行压缩成一部电影，将牺牲角色塑造和时代氛围的渲染，得不偿失，若匆忙上映观众一样会骂。何况从市场角度看，一部两个半小时的电影，排片和观众接受度都会受影响。所以，拆分成上下两部，既能保证故事完整，也能通过第一部吸引观众为第二部预热，争取利益的最大化。
但副作用也很明显。对比《长津湖》《志愿军》这类系列电影，它们从一开始就明确分上下部，观众有心理预期，《酱园弄》原本是一部电影，是为了“补救”临时拆成两部，第一部收尾的时候并未来到剧情的高潮，悬念悬而未决，比如詹周氏如何杀夫、警察是否找到头颅、詹周氏如何逃脱死亡裁决等等。这种“断章”让电影招致一部分观众“超长预告片”的批评，甚至不少人认为电影此举是为“圈两回钱”。这又是一重“错位”，电影分为两部上映的动机，并不是一个带有负面色彩的“圈钱”标签可以概括的。
而换个角度看，《酱园弄悬案》并非不完整。它已展现了詹周氏从逆来顺受到觉醒的过程（虽然呈现效果见仁见智），也通过社会各个阶层的各色人物，营造出1945年上海的压抑氛围。下部将聚焦战后政权更迭，詹周氏的命运转折，更充分体现詹周氏“逃死”源于时代的“偶然”。因此，尽管上部争议不断，仍有部分观众与影评人呼吁“等待下部再做评判”，这种大时代的群像叙事需要上下部的篇幅才能完整展开。
问题是，如今的电影舆论环境，能够容得下如此的“错位”吗？舆论愿意给出耐心吗？
《酱园弄悬案》剧照
春节档过后国产电影市场，像被按下慢速键。多部新片票房遇冷，连带着舆论场也弥漫着焦躁气息。这种萧条里，《酱园弄》的遭遇格外刺眼，也映照出当下电影市场的深层困境，特别是，现在的电影舆论场已经变成角斗场，观众对电影“错位”的容忍度越来越低。短视频正在重塑观众的娱乐习惯，长视频和电影等娱乐形态都遭遇巨大冲击，电影愈发难以吸引观众；网络世界的戾气，让明星成为敌对情绪的载体，吐槽电影成了安全的宣泄口，不管看没看过，跟风骂一句“烂片”就能显得自己清醒，群起吐槽电影成了某种潮流；饭圈的对立，也让电影舆论变得越来越极端，电影本身的好坏更加没人关心……种种因素混在一起，越来越多观众离开电影院，创作者也愈发如履薄冰——太商业被骂庸俗，太艺术被嫌晦涩，用明星是噱头，用大量明星引起粉丝对抗，不用明星没吸引力……创作者左右为难，喜欢电影的观众也失去了好好看片、好好讨论的空间。
《酱园弄》困在这样的舆论迷局里，这不只是它的际遇。《酱园弄》下一部能否冲出舆论重围？没人知道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国产电影的舆论处境如此苛刻，“群槽电影成了一种正确”“饭圈深度介入电影评价”，票房扑街成为常态，这将是电影产业的深刻危机。希望创作者能沉下心打磨作品，尽可能少一些“错位”（特别是恰当使用明星策略，预判到可能的饭圈乱象），也希望观众能多些包容，看过电影再“开麦”，并让讨论回归电影本身，而不是充当“道德警察”、急于给电影做价值判断。只有当创作与舆论都走向成熟，国产电影才能真正迈开步子，走出更开阔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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